理想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

1919-1926年的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是民初中国联省自治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省内外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而发生,并在运动中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省宪：九九省宪、三色宪法、浙江省自治法。省宪的条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许多自治理想,但运动参与动机各异使之自始便存在着严重分歧,省宪理想成为他们追求不同利益目标的工具。运动断断续续的进行伴随着各方势力激烈的冲突,亦折射出浙省多重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运动的无果而终,并非简单由于“军阀扼杀自治”。     

20世纪20年代民国宪政为何失败

正一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联省自治运动急遽退潮。浙江的"九九宪法"公布后,一直未能实施。到了1923年初,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宪法草案,俗称"三色宪法草案",准备交由全省投票公决采用哪一个宪法。但由于种种障碍无法克服,投票迟迟不能举行。到1923年,6月13日的北京政变,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使浙江自治运动出现了一个小阳春,舆论呼吁从速公布省宪,以应付     

民国初年湖南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衰

正民国初年,一系列乱象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有了另一种思考,既然中央权威已经衰微,北洋军阀政府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如通过地方自治谋求民主宪政和最终统一。袁世凯去世后,当时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再有实力和威望一统江山,各省相对独立,为省宪运动提供了良机。这时的省宪运动、联邦主义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也深深打上了当时的历史烙印。一、湖南开地方自治风气之先省宪运动首先发生在湖南,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直接关系。介于南北军阀之间的湖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创伤尤其严重,人民改变现状的愿望尤其强烈。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吴玉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兴起于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又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吴玉章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从1912年到1920年,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在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同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依宪治国是执政的基本守则

正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1954宪法",今年正逢它诞生的60周年。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伊始就强调,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在于实施。否弃"以党治国"的旧思维和旧体制,实行依宪治国,由"党治"转为"宪治"执政党治国必须是"依宪治国",     

民初宪法会议的困境与破解尝试(1916-1917)

护国运动后,宪法会议在国人期待中召开,却因党争激烈,久议而不能决,制宪工作陷入困境。对此,章士钊再提"调和立国"之法,希望以此破解制宪僵局。"调和"逐渐成为制宪的主流思想主张,为大多数议员接纳,并促成"孔教入宪"等诸多争议问题的解决。然而,该主张却始终无法解决"省制入宪"和"解散权与不信任决议权"等问题,导致宪法会议停滞,国会也因此被再次解散。宪法会议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党派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民利益之上,破坏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共识难以形成,宪法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略论恩维尔加入中亚巴斯马奇运动的原因

从1918年初兴起的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巴斯马奇运动,前后历时20余年,几乎遍及整个中亚地区。期间,尤以1920年9月费尔干纳、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等一带的巴斯．马奇运动最为激烈,随后,随着苏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工人武装联合平叛力量的加强,这些地区的反抗运动直到这一年年底才逐渐被平息。然而,到了1921年10月,沉寂了近一年的巴斯马奇运动再度活跃起来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造成这种情形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流亡者恩维尔帕夏的到来及其领导地位的确立。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分析恩维尔加入和领导巴斯马奇的原因。     

树立宪法权威必须追究违宪行为

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关键在实施。而能否实施的标志在于对违宪行为能否严加追究。这在现行宪法上已有原则规定,但只是一纸空文,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于违宪审查,世界各国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将司法权和司宪权合一,通过普通法院作违宪审查;二是德国模式,将违宪审查权和司法权分开,对违宪诉讼有专门的宪法法     

《中国方志》文献片脚本资料（江苏部分）搜集工作

为弘扬和宣传中国方志文化,展现其发展历程,彰显地方志事业成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拟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十集电视专题片《中国方志》。我省确定了8个选题,分别是：一、方志之乡——江苏省;二、新方志编修的首倡者和推动者——胡乔木;三、两个方志名人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市政协副主席、市志办主任苟德麟,苏州市志办原主任徐刚毅在方志资政、存史,     

对沈晓敏《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一文的回应

沈晓敏《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兼与冯筱才先生商榷》一文对冯筱才的《理想与利益：浙江省自治运动新探》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沈文虽然在史实上对除九九省宪外的浙江自治运动的经过有所补充,但是其结论反驳并不成功,反而加固了冯文的观点。沈文对冯文的“定性”判断有悖基本的学术批评规范。在细节上,沈文的批评多数可以再讨论。     

大革命洪流中的袁振英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8月到1921年8月,他先后协助陈独秀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并任《新青年》与《共产党》这两个重要刊物的编辑与撰稿人,足见他在建党初期的活跃。但1921年8月,他去法国留学以后,与中国共产党自动脱离关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起时涌现的流星般人物。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

俞江先生1999年撰文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政院档案中发现了“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分别称之为“甲残本”和“乙全本”),并对两种宪草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通过进一步研究,可知所谓“甲残本”,并非宪法草案,而是度支部员外郎李景铭翻译日本学者北鬼三郎《大清宪法案》一书的部分内容,系为主持纂拟宪法的载泽等人提供的参考资料而已;“乙全本”宪草有可能是民间立宪派团体或人士所纂拟,似不能说是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已经出版的《汪荣宝日记》披露清末曾拟就宪法草案 ,但国内外迄今尚未有发现宪草的报道。本文作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两种清末宪草稿本 ,一系残本 ,一系全本。前者完成时间应早于 190 9年 ,可能为日本法学家起草 ;后者应不迟于 1910年 8月。二者皆为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虽均非汪氏日记所提到的那部宪草 ,但李家驹、汪荣宝起草宪法时应做过借鉴。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相比 ,这两部宪草对三权政制、公民权利等有了一定重视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讨论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成立,不能等同于1920年8月“共产党创立说”成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创立,其意义和地位不宜夸大;1921年7月中共“一大”其意义和地位不容矮化。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早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交点

在1921-1927年间,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与共产国际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是一致的。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继承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关于农民问题的优秀经验并结合中国农民运动的现实不断摸索着中国特色的农民运动之路。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私产入宪：提案背后的法治中国

10年前,“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私有财产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了明确界定。但为了“私产入宪”,一群全国政协委员进行了6年的坚守,从1998年开始就将这一敏感问题作为全国工商联的一号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全会。几经曲折,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大盲区被填补,平等保护公私财产的原则被根本大法明确。在私产入宪十年之际,恰逢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纳入主题讨论。本文特回顾私产入宪的艰难历程,以此作为中国法治建设以及民主协商制度的注脚。     

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始末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人所共知是1921年7月1日。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发现,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已在上海成立过相关组织,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确切的发起日是1920年7月19日。但这位研究者至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深究为什么是7月19日。这个日子又有何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