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运用武汉市流动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与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主要包含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三个因子。从身份认同程度来考察,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已经达到"半"认同水平,但身份认同内部差异较大。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程度依次降低。相对较高的地域认同程度反映的是迁入地"城市魅力"的效应,而相对较低的群体认同程度,反映流动儿童具有较强的"外地人"意识倾向的特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     

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身份认同研究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关系,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本质上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互交织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巩固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同其他群体的社会文化联系,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我国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探究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身份认同,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移民认同问题：一种身份政治研究方法

论文从身份政治的研究视角,对移民认同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移民认同问题的研究包括三个主题：族群身份层面的文化认同主题、民族身份层面的国家认同主题和全球化时期多重身份层面的全球认同主题。国际移民身份政治研究在时间线索上依据从单一到多维的趋势发生和发展;新的自变量的介入导致研究模型随之发生变异,以保持对后来出现的经验实际事件的有效解释和预测;移民身份政治研究可以提供多领域研究之间的共同理解的基本框架,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探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身份认同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主体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是促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关键.通过分析失地农民群体性身份认同危机成因,提出对失地农民特殊保护的法理基础,进而从法治角度提出解决途径,及构建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议.     

遗产认同:概念、内涵与研究路径

本文从遗产产生、发展及其遗产本质属性特征的视角提出了遗产认同的概念,并从“遗产身份”和“遗产认同”两个角度解释了遗产认同的内涵,即前者强调遗产的客观属性,后者强调主体对遗产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根据遗产与认同的四种交叉关系,作者提出了遗产认同相应的研究路径,即从时间视角的遗产化过程分析每个阶段的遗产认同;以尺度的视角从表征层面的空间身份和文化身份特征理解遗产认同;从非表征层面的遗产实践分析相关者如何通过具体行动表征和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遗产认同概念的提出与研究不仅可能丰富新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理论,也为遗产旅游地治理提供理论借鉴,未来还需对遗产认同与遗产保护利用关系做进一步探讨。     

全球化语境中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

全球化语境中边疆民族电影的身份认同日趋模糊、多元,新的身份认同塑造在所难免。边疆民族电影身份认同的塑造对于解决边疆民族电影的市场困境、发展民族文化、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团结有着重大意义。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地位对身份认同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地归属感、长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身份转变四个维度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结合logistic回归探究了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不高,不同维度存在较大差异;认同水平随测量维度的深入而降低;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作用因流动者的户口类型和受教育水平而异。建议,为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除了改善客观的生活条件,更应注重其主观感受,尤其是主观的社会地位认知。     

戴国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

论文总结了戴国辉对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主要观点和解决思路。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是欧美将东南亚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历史产物;战后的排华运动是将华侨当作殖民地遗留体制的代罪羔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单一的特殊问题,而是世界史上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华侨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扰。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解决思路要严格区分华侨、华人概念,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并给华侨资本、华人资本以正确的定位;东南亚国家应该把华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来把握;主张人应该同时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华侨华人有保持自己民族性的权利;建立多民族国家内的"自立与共生"关系。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战略转型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绝对不仅只是为了以赚钱为目的的旅游或娱乐,而是对历史记忆的学习重温,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文化遗产涉及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它们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文化角色和身份,是国家或城市的核心情感和象征。     

从电影《阳阳》看台湾青春电影中的身份认同

在台湾电影的银幕上,从来不乏青春的身影。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艋岬》中的残酷青春物语,到《夏天协奏曲》、《不能说的秘密》中的音乐青春与青涩爱情的交织,再到《蓝色大门》、《盛夏光年》中模糊的性别认同,都展现了发生在最美好年华时的不同类型的故事。这些青春电影在勾起观众对青春美好回忆的同时,也让观众在电影情节的发展中代入自己的电影经验,去寻找那个躁动迷茫的青春期时的身份定位。本文希望通过对电影《阳阳》中主人公的角色进行研究,并对台湾青春电影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探访和追寻,去了解青年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     

SNS网站学生用户“身份认同感”的构建——以新浪微博和人人网中的“网络语言符号”传播为例

新浪微博和人人网作为国内用户活跃度较高的代表性强的SNS网站,吸引了绝大部分作为SNS网站主体用户之一的学生。而“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管理对于研究SNS网站的相关传播学典型性具有科学层面的意义。本文分从网络语言符号进行切入,以《网络语言符号辞典55为资料库,力图厘清“身份认同”在SNS网站活跃用户中建构的相关理论和典型意义。     

认同的悲剧——《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成因分析

本文以祥子特殊身份的转换：破产农民——市民——流氓无产者为线索,采用身份认同的理论研究祥子想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入市民阶层失败,最终成为流氓无产者的悲剧。文章通过对祥子悲剧成因的具体分析,阐明了这样的结论：祥子由于自身的迷失导致社会身份认同的失败,最终走向精神的堕落和死亡。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遗产地旅游者角色认同与实践研究

厘清旅游者角色认同与实践机制,对高质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有裨益。本文聚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遗产地,基于角色理论和场所精神,构建“角色—场所”研究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重走长征路”旅游者在场所中的认同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1)角色情境由长征沿线持续性长征场所和流动性地方场所双重架构,场所精神由持续性长征精神和流动性地方精神交织构成;(2)角色实践呈现角色间互动和角色场所互动两种模式,旅游者与东道主、历史事件人物及自然生态空间的互动是主要的角色实践行为;(3)角色认同发生在角色与场所互动过程中,旅游者在互动实践中产生自我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身份认同,人类身份认同来源于人类身份属性和场所刺激两方面。本文引入人类身份认同与流动性地方场所精神,拓展了红色旅游中的角色认同理论与场所精神,以期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他者、中国与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819—1912)

论文分析阐述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认为1819—1912年间,新加坡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受到居住地、与西方文化和南洋土著族群的互动及对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有关中国的认知对新加坡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嬗变具有决定性作用。甲午战争后,新加坡华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质疑和反思。辛亥革命后,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产生了重大转变。新加坡华人族群再也不是过去唯唯诺诺的大清"臣民",他们开始基于自身主体利益的考量,大胆地向中国政治说"不"。这表明,新加坡华人族群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一个不可逆过程。     

头顶风云:去留有意

对于古人来说,头发虽不具感官,却承载着人的灵魂,颇为神圣。而头发的去留长短、发型如何,更是关乎身份认同、君子德行,乃至政治立场的“头”等大事。     

印尼归侨身份“边界”流变初探

论文基于"边界"理论,将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建构放入纵向的时间维度探讨其"边界"的生成及变化。研究发现,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遭遇他我之别时所"框定"的。在印尼,他们身份"边界"的表述核心是对祖籍国的想象与认同。归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身份的"边界"表述则在自我和他者的"意会"中贴上了"印尼"标签,唤起的仅是对跨国经历和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这一分类实践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映射了不同身份的"边界"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     

晚清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困境——以国籍问题为中心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也是一个逐步纳入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之中的过程 ,中国本身也经历着从传统的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本文以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国籍问题为中心 ,尤其是清朝朝野对荷兰 1 90 7年出台的《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的反应 ,来分析中国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 ,不同群体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认同的焦虑和危机     

流动与认同：以香港居民为例

“接触假说”认为,群体间的接触和交往越多、偏见越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受访者跨境流动频率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流动的频率与“中国人”身份认同有显著的关系。跨境流动刚开始确实可以提升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随着流动频繁,“中国人”认同转而趋弱。结果表明,跨境流动对香港居民“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流动频率超过某个节点,认同就不再增强甚至转而下降。研究结果揭示出身份认同是在寻求相似性和差异性两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并因应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发生改变。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体验越深,不同的身份认同越难合一。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越南难侨的身份协商与国家认同——基于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案例

20世纪中期,东南亚多国先后出现排华潮,大量华人华侨以“难侨”身份被迫返回祖国。难侨独特的生命历程和空间实践,使其展演出不同的身份协商过程和国家认同变迁。本文以珠海市原红旗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剖析其在归国前后不同时期和不同空间的各方互动中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越南难侨在群体互动、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支持的影响下,在归国之前、归国初期和归国后期有着明显的身份认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其对祖国（中国）的国家认同不断加强。研究通过时空耦合视角为移民的身份协商和国家认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亦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难民治理和侨务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