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失败的外交记录——抗战初期的日本外交综论

在抗日战争的最初一年半中,拥有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占据了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军事胜利,这是不争之论。然而,在军事战线取得胜利的同时,日本的外交却是一部失败的记录。狂妄蛮横、目光短浅、行为混乱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特点。由此,日本外交开始走进一条死胡同。本文谨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粗略的分析。     

论日本推古朝的对华外交

论日本推古朝的对华外交王顺利推古朝（公元５９３—６２８年）时期,日本不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对华外交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本文仅就日本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同行。一从公元１世纪起,日本列岛上的部族首领或统治集团就以“奉贡朝贺”或...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

192 1年 11月华盛顿会议后 ,至 1937年“七·七”事变前 ,日本对“满蒙”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外务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之争、“田中外交”得逞和“关东军路线独走”。这一时期 ,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从形成到全盛 ,从而最终决定日本对外政策 ,并控制日本政局的过程     

中苏分裂与196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

本文旨在讨论日本对1960年代中苏分裂带来的冷战政治转型的反应,揭示日本两派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政治家认为,中苏关系将会分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对抗苏联。而"反吉田派"政治家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虽然两派都影响了1960—1972年间的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因此,"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此时期的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虽然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一时期的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但是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从华盛顿会议到九一八事变——论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阶段。本文拟以外交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1921—1931年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基本脉络,剖析在东京交替出现的“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的特征,揭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走上武力侵华道路其政策形成的真相。     

1931-1945年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

1931-1945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加拿大政府从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逐渐转变为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本文在查阅档案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加中关系进行考察,着重从加拿大在二战中确立并实施的独立外交角度去探析加拿大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并指出加中关系的改善对于双方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

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黎虎汉代所确立的以诸卿之一的大鸿胪掌管外交事务,及其与掌管外交政令的尚书主客曹双轨并行的中央专职外交管理体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基本上仍然如此,但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大鸿胪地位的陵替就是其突出变化之一。这一时期不仅大...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会长、宋子文为副会长,主持对日外交工作。顾维钓、罗文干、刘哲均为该会委员,负有将该会所作的决议转达给张学良并征求其意见的任务。这组密电所选辑者除张学良等电文四件外均为顾维钓单衔或与罗文干、刘哲联衔致张学良的密电稿,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谋求依靠国联力量,迫使日本撤兵,然后与日本直接交涉收回东三省和一二八事变后的外交措施,日本的强权外交以及英、美、法三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于顾维钓等参予了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决策活动,这一组密电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分上下两部分,先后刊布。本组史料由郦玉明、任荣同志提供,本室整理。     

评《汉唐中日关系论》

在众多研究中日关系的论著中,王贞平博士的《汉唐中日关系论》立意新颖,别具一格,是值得再三称道的。这部著作于1997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新成果。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汉唐时期的官方外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汉唐时期是中国外交的成熟阶段,也是日本外交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都实行开放政策,外交关系相当频繁。过去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或从考古学上考察两国的古代文化,或由文献资料论述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对汉唐间的中日关系有所探讨,但却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重视不够,寡见所及,尚无专论…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

19世纪70年代,清廷各级外交人员出国后,认知、认同、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外交观念及其礼仪惯例,并开始了逐渐与其接轨的近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出现一些礼仪对接中的错位现象.出于外交的需要,清廷初步确定了清国的国旗、国歌.这一时期清廷外交理念及外交活动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功不可没.但中国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惨重的,其教训也同样是不可忘记的.     

从退出国联看日本外交的失败

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从军事上看,这一举动意味着日本摆脱了一切国际组织与条约协议的束缚,迈上了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战争之路。但是从外交上看,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它的胜利。它不是以往“战果”的继续,而且恰恰相反,它是日本外交上的一次彻底失败。其理由,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述。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对于 50年代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而对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深入。美国学者对这一段外交史的研究带有较大的缺陷 ,其主流观点也经历了三次偏摆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则相当滞后 ,零星的成果也是相当粗糙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部分学者只关注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态———越南战争 ,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承继了 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 ,决定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外交档案———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于年前刚刚解密。本文试图依据已获得的这部分档案材料对 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一次综述性探索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同仁对这一主题的重视 ,并展开争鸣。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剖析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美关系由疏及密的重要转变时期。从国民政府方面看,它的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与多个列强保持大致均等的关系到逐步全面追随美国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是与其国内国际总的政治目标相适应的。这些目标概括说来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抵抗日本求得最后胜利”;(二)“阻止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三)争取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国民政府看来,要实现上述三大目标,莫不与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只有得到美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援,中国     

颜惠庆与中苏邦交恢复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两国无条件复交。此事件是中国政府在国联会议上反对日本侵略屡遭挫折之际获得的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该外交胜利不仅使中国在国际上突破了外交方面的困境,而且对于中国当时整个政局的发展都具有较重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这一事件的中方主持者——颜惠庆对此事件的具体操作入手,来对这一事件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此来展现当时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某些特点以及这一历史事件具体的影响和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联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又牵涉到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三角外交。这种外交格局,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但过去电学界评价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作用时,多指责它实行绥靖政策,甚至说它完全袒护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年来对它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步步紧逼,不应过于强调英、法等大国左右国联的作用。     

蒋汪关系与华北危局

1932年3月,蒋介石拉拢汪精卫进入南京政府,由此开始了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时期。在论及这一时期的蒋汪关系,特别是双方在对日外交问题上的态度时,一般史论都认为,蒋汪的立场是基本甚至完全一致的。然而,根据蒋汪二人的言行及在应付华北危局态度上的变化细致分析,我们却可发现,在肯定蒋汪负有丧权辱国共同责任的前提下,由于双方在对日关系根本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在处理对日外交特别是华北危机问题时,蒋汪有合作一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