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与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

治理理论的核心,是改变传统管理方式下唯一权威中心的观念及行政调节的强制性手段,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使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联合行动共同推进事物的发展。日本在本世纪初开始实施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形成了政府适当放权、大学法人适当集权、社会力量适当参与的格局,法人化改革也是一次治理结构改革。日本国立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些举措,对我国的公立大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民政府时期审计教育述评

长期以来 ,民国时期审计教育研究一直是近代审计史研究的难点与空白。由于审计对社会经济活动及管理具有监督职能 ,处于比较特殊的地位 ,且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从学科体系看 ,又属于会计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审计教育的起步与发展 ,同整个社会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通过对国民政府时期会计、审计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 ,认为这一时期的审计教育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政府兴办的国立或省立大学中专设的审计院系 ,如中央计政学院。二是政府兴办的国立、省立大学 ,或教会开办和控制的大学的会计或经济等系科中 ,设置审…     

今天如何做大学教师

“今天如何做大学教师”这个问题与对大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可能有不止一个答案,我对大学的理解比较简单,即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地方,是培养高质量公民的地方。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这样的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对于大学而言,比起大楼来,大师确实要重要得多。但大学之谓大学,还在于它有在此求学的学生。没有大楼或大师,大学还能存在;没有学生,大学就不能存在。只盯着大师,不重视学生,结果必然是既不会有大师,学生也被耽误了。因此,大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大学教师也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若无这个中心,大学便无必要,而大学教师也就无事可做。如果大学是以学生为中心,如何做大学教师的问题也就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回答。     

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

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慈鸿飞本文对我国２０－３０年代教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及生活状况提供一点历史资料。一这个时期大、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差别较大，大学教师的工资相对较高。１９１７年５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国...     

全面抗战时期出国留学生群体特征之转变——基于战时留学生数据库的比较分析

论文在“战时留学生数据库”资料基础上,利用量化史学的方法,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出国留学生在1943年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群体特征差异。研究显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受政策、资助变化等影响,呈现出前后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群体特色。以1943年政府开放留学为界,前期政策以限制为主,公费生多获资于庚款与国外机构,留学生表现出集中于江浙粤闽的商政家庭或毕业于教会大学等特征;后期政府实际控制各种遣派方式,无论公费自费均由教育部统一考选,留洋生多来自文化资本占优势的江浙地区、教师教授家庭或一流国立大学。政府对留学教育的控制趋紧,也使留学生在所习学科、留学去向、研习时长等方面得以按国家需求统筹规划,开启政府全面管控留学教育的新局面。     

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连载）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当初的大学,主要有国立（包括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形式。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而学校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在这方面,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国内外有过许多评论。比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好人士为纪念张伯苓先生70寿辰,出版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做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     

中国政府雇员制问题与对策研究

"政府雇员制"是我国各级政府探索中的一项全新用人制度,它通过吸收非公务员身份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公共管理与服务,有力冲击了政府的传统用人观念和行政理念,深化了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有益补充。但是,"政府雇员制"作为一项正在试行中的制度,其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从法律制度到实际操作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不完善的公务员制度所致。改革不健全的公务员制度,把政府雇员制作为公务员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也就成为政府雇员制和公务员制发展的长远之策。     

《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评介

正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冗兵、冗官、冗费而著称的王朝,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被消耗于政府治理成效之外,官员冗滥、机构设置叠床架屋,运行效率低下,在中国古代官僚社会中极为典型。这也激发了学者研究宋代政府相关制度的兴趣。近年来学者利用交叉学科理论研究历史问题逐渐成为热点,宋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也为更深层次研究宋代地方政府各项制度提供了可能。河北大学王晓龙教授《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就是利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重建新的学术中心,将东南大学等校合并成首都最高学府。同时,国民政府也率先在此进行大学区制试验。在两年半的试验过程中,首都大学与中央政府、江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校名的确立、经费分配和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政局变动的大背景下,1929年底中央大学区制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取消。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显示出教育制度移植过程中深受国情制约的一面;同时,中央大学区制在实验中也演变成为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的制度依托,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首都最高学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新加坡的地理学

在新加坡,地理学高等教育一直在拉费尔斯学院进行,这所学院是由英国殖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的.从1949年开始,随着马来亚大学的成立才设置了地理学学位课程.地理学第一任主席由E.H.G.多比担任.1959年,一些地理教师转到了新成立的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随着政治上的变化,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从吉隆坡大学中分离出去,并在1962年成为新加坡大学.1980年这所新加坡大学与一所1953年成立的私立华人学校合并成国立新加坡大学,并在肯特山建立了新的校园.从这时候起,新加坡一直只有一个负责地理学高等教育的地理系.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十世班禅与西藏和平解放及班禅问题的解决

班禅返藏问题,不仅是十世班禅自己的问题,也是和平解放西藏、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大核心问题。他首先争取中共中央对自己地位的承认,提出解决班禅问题的方案和意见;接着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使班禅问题的解决在协议中规定下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他又采取积极措施使书面规定得到具体实现,顺利返藏。班禅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决心与正确的方针、步骤,十世班禅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试论十六国时期契吴山的地理位置

鄂尔多斯高原环境变迁问题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早在更新世后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沙漠就已经存在,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根据十六国时期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对契吴山的赞美及其他史料, 认为现今是沙漠的地方在先秦甚至是至北魏时期还是水草丰美的草原或森林景观。在这些争论中, 关于契吴山的真实地理位置则成为论述这一问题时的焦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契吴山应在大夏政权都城统万城以北, 而另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 认为契吴山当在云中地区。本文从记载统万城的四种文献的史料来源、铁弗匈奴的族源及赫连夏政权的民族构成、史书中所记统万城当时的城市环境及自然景观三个角度, 论述契吴山及契吴城当在统万城以北。     

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

该认为隋初“开皇之治”的迅速形成除政治、经济原因外,还与隋帝推行的民族政策有重要关系。作认为,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对威胁较大的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政策;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政策;对东北、长江流域和关中以北诸族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这些政策为隋初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领导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基石,是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必须坚决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

"中西交通史"列为大学课程之一,在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20年留美归国的陈衡哲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盖为中西交通史进入大学课程之始。1930—1940年代,随着相关中外研究著作和译著的日益增多,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性质课程者明显增加,如张星烺、郑鹤声、郑师许、周传儒、王国秀、陈受颐、向达、孙毓棠、郭廷以、张维华、叶国庆、朱谦之、翁独健、姚从吾、冯承钧、韩儒林、白寿彝、方豪等。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而且因其在大学史学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故该课程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直存在着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也是这样,经历了调整、高涨、再调整的过程。陈云在这十年中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该调整的时候就要退够,等等。实践证明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university: Efforts to write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early Republic

ABSTRACT

From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National History Bureau in the early Republic to the short-lived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ffice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traditional undertaking of writing dynastic history experienced many crise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ve Republican era. The National History Bureau was merged with Peking University as part of Cai Yuanpei’s efforts to separate the field of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shift it towar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his efforts to further reform the university system. In comparing the staff members and aims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Bureau and th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ffice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latter clearly represented an update in terms of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e History Bureau’s shift from “dynastic” to “popular” history, which apparently intentionally imitated the German academic system, was to render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cast off the traditional moral burden of “condemning evildoers and praising the virtuous,” and gradually move forward on the path of specialization for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within the university system. Th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ffice’s various editing plans amply demonstrate this tendency. The many winding detours that the “national history” efforts took between dynastic and popular history both expressed the entanglement of new and old ideas within academic circles, and revealed the contemporary strugg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

华人在印尼的历史已有上千年。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前 ,华人与原住民一向和睦相处 ,对繁荣当地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荷兰殖民统治后 ,大批华人到印尼谋生或被掳掠当劳工 ,他们全面参与了印尼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2 0世纪 ,在印尼出现了华人和原住民两种民族觉醒和双轨的民族运动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二者逐渐汇合并轨。印尼独立后 ,原住民中的“原住民主义”思想抬头 ,曾出现大规模的经济排华。“新秩序”时期 ,“原住民主义”思想变本加厉 ,对华人采取强制、快速和彻底的同化政策 ,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一切特性”以实现完全的“原住民化” ,导致 1 998年的“五月骚乱”和“新秩序”政权的垮台。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之后 ,对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才有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