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与挑战: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和几乎同时即已开展的古史重建工作,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距今恰已有百年的历史。一方面,疑古思潮对破除传统的古史观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以科学方法重新探索古代文明扫清了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和以田野为主的考古学相互结合,不断取得新知,对早期的疑古工作多有匡正。正是在这百年来艰苦曲折的摸索过程中,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建设性的学科概念,影响卓著的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李济的"古史重建"、张     

论古史重构

近年大量宝贵简帛材料的面世,为古史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建构与重构,是古代中国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疑古思潮所疑所辨的重点所在。可以预见,新世纪学术的重大发展之一应当就是科学考古对于古史重构的推动。这方面的科学考古既包括田野考古,也包括对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甚至还包括精神考古。     

传统与近代的交融——梁启超古籍辨伪成就述论

自19世纪中期以后,中西化的撞击和交融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向前发展。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化运动以后,带有浓烈反封建色彩和近代理性精神的疑古辨伪思潮震动了整个学界。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古史、古籍辨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20世纪初的其他一些学,如梁启超、罗根泽、钱穆、张心徵等,其献辨伪的成就也不可小视。本仅就梁启超的辨伪成就作一番清理,以示梁氏在此化思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日本“疑古”思潮与“古史辨运动”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是否受到了日本"疑古"思潮的直接影响,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时至当下尚未盖棺论定。从现有资料来看,"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虽然通过间接方式对日本"疑古"思潮中的一些情况,如《崔东壁遗书》新校印本的出版、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先秦天文历法论战以及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有所了解,但了解并不等于受其直接影响。要之,"古史辨运动"与日本"疑古"思潮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学缘关系。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该派在中国古史(春秋以前的历史)研究方面,以大胆的疑辨精神,运用新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有着整齐序列的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是我国20世纪20-40年代古史研究的主要派别,对我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研究影响深远。疑古精神、对进步史观的积极追求与接纳的态度、对古史资料考信而后用之的原则、注重历史与考古研究结合的治史方法,以及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设想,是古史辨派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新古史体系的建设道路并不平坦,搞好新古史体系建设较为根本的对策就是在总结和继承古史辨派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切实加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沟通与合作。     

“何以为夏？”

<正>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其诞生的初衷,很大程度是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因此,对夏文化的思索始终萦绕在中国考古学人心头。张光直先生称“夏问题”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对夏文化的探究困难重重,但其仍引得无数先贤时哲为之穷尽一生。由于20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使夏文化变得如熹微的晨光,可望而不可及。但顾颉刚先生也不是单纯的“疑古”,他说学术有分工,他的工作是要打破对上古史的传统认知,而打破之后的重建工作就要靠考古学来完成。     

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     

论章太炎的经史观

章太炎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期的代表人物 ,其学术思想富有特色。就经史观而言 ,他的“六经皆史”说与近代启蒙思潮、新史学思想相结合 ,对前人成说有质的突破 ;在此基础上 ,他所形成的“征信”论相对于当时的“疑古”之风 ,他治学的“求真”精神相对于前人的“求实” ,都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他以新史学方法治经 ,运用社会学、逻辑学等方法解经 ,则体现了方法论上的贡献。     

跨越疑古思潮 重建黄帝世系

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认为黄帝世系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是战国秦汉间的人所伪造。并认为大禹以前纯为神话时代,毫无历史可言。在此观点影响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华夏形成多元论,成为当今史学界压倒的观点。本文批驳了古史辨派的观点,认为夏、商、周同祖同源的中国古史黄帝世系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徐邦达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从顾颉刚“古史辨派”谈起

徐邦达的学术成就在本质上与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史学界在五四反封建思想和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顾颉刚、胡适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充分利用西方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以疑古、辨伪为出发点,甄别出大量的伪书、伪史,动摇了有两千年传统的种种圣贤崇拜,廓清了上古史中杜撰附会的层层迷雾,为历史学科许多分支的辨伪工作打通了学术道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艺术史也面临着甄别古代书画真伪的问题,在此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以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先生为代表的"鉴定学派",他们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并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对中国古代书画展开了大量的、系统的、科学的鉴定,还原了古代书画的作者和可靠年代。笔者通过对比大量的文献实例,证实了徐邦达的研究成果较大地影响着近三十年来的艺术史教科书。     

钱穆古史地理研究述论

钱穆是民国时期研究古史地理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在他长期的考地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探检古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他把这一套理论、方法概括为“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原则、三通例,并自觉运用到古史地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对于推动传统的舆地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尤其是推动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受当时疑古思潮和中原文化中心说的影响,加之过分重视地名迁徙理论,泛用声训、训诂,缺乏对考古材料的关注,他治古史地理的一些结论不免会有诸多可商榷处。对钱穆治古史地理理论和方法得失的检讨和总结,既可加深对民国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也可为当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试析蔡元培先生的美育观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最杰出的美学家和美育实践家。 美育,是蔡元培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美育实践上。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美育事业的真正首倡者和奠基人。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美育学说,也继承了我国教育史上的美育传统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美育体系。他著书立说,阐述美育的理论;他大声疾呼,敦请文化教育界重视美育;他以卓有成效的实践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他热情洋溢,满怀信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我国全民美育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

<正>从顾颉刚先生当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算起，他的疑古学说至今已经流播百年了。七大册《古史辨》和八集六十二巨册的《顾颉刚全集》含括了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是最引人关注、引发争议最激烈、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疑古学说。百年来因顾颉刚疑古学说所生发的各种评价、阐释、研究如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现象级存在。本文仅就笔者一直以来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审思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