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中共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方针的确定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约9000多人进行围歼,致使新四军将士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危机,几乎陷于破裂。事变发生后,由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结果既打     

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声称:“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多年来,有的研究文章也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按照国民党军事当局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始末

<正>1941年1月6日下午,正在按照国民党当局要求北移的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茂林一带遭到近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倒打一耙,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长期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夹缝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遭遇了成军以来的最大挫折。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重建新四军军部,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宁折不弯的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本文试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中的指挥错误作一检讨,兼论皖南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以求正于读者。国民党早就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首先必须说明: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蓄意制造的反共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早就开始筹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当一九四○年反共磨擦从华北移到华中以后,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归途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组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整编”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战士.由于被俘人员众多,经过甄别被编为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和2个士兵大队.新四军军长叶挺...     

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实际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结果。新桂系安徽省府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发展到皖南事变前夕的势若水火,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军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的重要策划者上官云相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一事件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围绕皖南事变尚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其中的是非曲直仍令海峡两岸的史学家争论不休。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上官云相是皖南事变的关键人物,上官云相是如何秉承蒋介石、顾祝同的旨意,参与策划并亲自指挥皖南事变的？了解这些,有助于读者明白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 抗战中期,本是并肩作战、携手抗日的国共两党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是将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开赴敌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     

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

向南发展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项英也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项英的确不愿意离开皖南,中共中央也不愿意放弃皖南。随着国民党要求新四军北调,新四军军部的转移就由共产党内部的战略选择,转化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四军从皖南全部撤离。为了制衡国民党对华中的进攻,中共中央要求项英在做好转移准备的同时,尽量拖延撤退的时间。12月16日,中共中央最终放弃拖延策略,要求皖南新四军迅速北渡增援皖东。由于没有得到项英的紧密配合,新四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中共中央在形势判断上存在失误,但项英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谁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兼与黎汝清同志商榷

黎汝清同志在其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认为,项英运用“欺上”、“瞒下”的阴谋手段决定了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这条路线导致了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因此,项英应该对皖南事变、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说,项英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仍拒不承认湘、鄂、赣、粤,闽、浙、豫、皖八省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较量

正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掩饰国内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减少国内外的谴责,国民党企图诱骗中共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了皖南事变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基本要求,双方在1941年2月至3月初,也就是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较量。一、国际力量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孤立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动员和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通过各     

谁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负责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也与毛泽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有关.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以五师为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正规化建设。抗战初期,中共在鄂豫边区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接收了包含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溃散部队、新兵及反正伪军等各方人员参加新四军。但兵员迅速扩充后,部队各项建设难免出现了相对滞后的局面,存在政治教育不到位、本位主义、游击习气及军阀作风等问题。1941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正式建军,之后即从政治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入手,对部队实施正规化建设。经历正规化建设的五师,内能安定根据地,外能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顾祝同与皖南事变

对顾祝同在皖南事变中的行径,至今尚未见专文论述,笔者试图就此作一尝试,敬请批评指正。一限制监视新四军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在华北反共军事失败后,蒋介石     

叶挺与皖南事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时,叶挺是新四军军长,但他成为新四军真正的军事首领,是在1月8日晚项英从大部队离开后.随后,叶挺指挥了惨烈的突围战.1月14日,突围失败,叶挺被俘.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参战部队及人数考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参战部队与人数历来说法不一。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说: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共约万人,“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地区,即突被五十二师唐云山、一零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新七师田钟毅、第十师王敬修等七万余人,统受顾祝同、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要求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前北移和不准攻击兴化,是蒋介石划定的两条底线。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坦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皖南事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方针的态度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在安徽泾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结果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九千人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悉数被国民党军队围歼;军长叶挺被扣,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委书记、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