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外扩张与东亚格局之变动——以华盛顿体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巩固在华"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竞争加剧。1921年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从而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实现对外扩张的梦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告别华盛顿体系,开始实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

为了避免由于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应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提出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思想 ,即华盛顿方案。华盛顿方案与中国国民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正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的不满成为大革命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国民革命促使美国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并动摇了作为华盛顿体系重要构架的大国一致原则 ,为后来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

1921年底,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力促政府代表早日提出山东问题。当会外谈判成为现实后,他们又力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山东问题;并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权利的实际情形。余日章、蒋梦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堪称192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典型。     

从洛迦诺公约看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

一战后的欧洲安全问题是影响两战之间欧洲政治、经济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实行不介入、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美国的这一政策成为促使欧洲安全问题复杂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而引起的欧洲动荡局势危及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在坚持原有政策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以维护其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实行官方不参与,不承担政治责任,但以经济的、非官方的形式参与。1925年美国在洛迦诺公约形成过程中的行为充分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     

美国与全球精神药物管制体系的建立——以联合国《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批准为中心

随着精神药物的滥用,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际毒品管制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和漏洞,进而推动<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的出台.作为精神药物的制造和消费大国,美国政府从最初疏于管制,到强调国家管制,再到同意和积极推动议定新的国际公约,以及最终批准该公约,加入全球精神药物管制体系,它都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既源于精神药物滥用对全球禁毒体系的完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源于它作为麻醉品原料生产国、精神药物制造国和消费国各种角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施压和反施压的结果;并且还是冷战背景下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然而,追求"美国化"的全球禁毒"新体系"的建立,始终是美国政府毒品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必然归宿.     

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与美国的外交因应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中日冲突诉诸国际联盟.随后,国联通过决议,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即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美国期望借布鲁塞尔会议调停中日冲突,故一方面设法劝说日本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建议中国做出让步.然而,日本两次拒绝邀请,加之负责调停工作的小委员会未能成立,美国的设想最终落空.美国希望在调停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在援华制日方面不愿当头,美国的"有为"和"无为"反映了其参与布鲁塞尔会议的限度,亦折射出美国远东政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威尔逊与菲律宾的"菲化"

美国统治菲律宾初期,共和党采取双重的殖民政策,拒绝对其独立做出明确的承诺。威尔逊执政以后,不仅委派弗朗西斯·哈里森在菲律宾推行一系列“菲化”政策,而且还力促议会讨论通过并亲自签署《琼斯法案》,答应在菲律宾人建立稳定政府后就给予他们最终的独立。但他又认为,自治是一种性格,菲律宾的独立,要等到美国所强加的命令和他们应该拥有的自治达到最好调节的时候,扩大自治的速度和兑现独立承诺的时间要视菲律宾的安全和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定。所以,威尔逊对菲政策的实质就是美国殖民统治下的激进改革,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论日本"年功序列制"的历史变迁

日本战后确立的年功序列型薪金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其一直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上世纪90年代后,泡沫经济的破灭加快了其调整的步伐,目标管理制度的实施,将白领阶层的工作量化,使绩效主义的薪金体系扩展到整个薪金阶层,同时将年功序列制进一步推向崩溃。但仿效西方逐步推行的绩效薪金是否就是适合日本企业的薪金体系,值得关注。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

在近代以前,西太平洋地区存在面积广阔的商业贸易网络,其范围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到东南亚。这一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与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遥相辉映,在整个东方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为世界文明发展与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东方传统的贸易格局,也置东方各国于弱者与失败者的地位。西太平洋贸易网是一个区域特色鲜明、多样性统一的经济圈,内部有着持久的联系与发展的动力;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贸易网予以新的概括与总结,是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理解西太平洋地区历史的关键。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     

蒋介石"首脑外交"之运用:与苏绝交和复交

1927年南京国民敢府声称共产党与苏联极有关系,宣布与苏绝交.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借机收回中东路权"完成前人大业",蒋介石则为转移国内矛盾、维护中央、地方统一考虑,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坚持对苏强硬立场,引起苏方强烈反弹,致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在美、英反应冷淡,对日和谈失败,国内反蒋势力活跃、恐遭腹背受敌情况下,蒋才被迫做出艰难选择,默许张学良与苏方接触,进而把"中苏复交"提上日程,几经波折终于在日内瓦达成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在整个与苏绝交、复交过程中,蒋介石"首脑外交"主导作用十分明显.     

权力与自由:美墨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大辩论研究

美墨战争发生在19世纪美国大陆扩张进入高潮时期,是美国以武力进行领土扩张的开始,在美国国会内部引发了一场有关美国国家目标的外交大辩论。辩论从得：克萨斯兼并开始,涉及宣战、拨款、领土兼并以及奴隶制的扩展等诸多问题,但其核心主题在于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自由事业是否相容,美国的国家目标是追求领土的扩大,还是自由的延续,从而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权力与自由两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英美为争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进行斗争和达成妥协的产物,它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弱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特里芬难题",揭示了这些矛盾与弱点.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爆发危机,西方国家相继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浮动汇率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迈出了缓慢而艰难的步伐.几十年来,改革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在当今金融危机加重的时刻,如何改革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话题.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浅析--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利多元主义主张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文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通过多元化的福利体系,创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

回顾和检讨亚裔美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早期亚裔美国史学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元论历史观。在近30年的时间里,学者大都仅仅从"种族歧视"这一个角度去诠释历史事件,反对从其他视野去观察亚洲移民的经历。不过,最近15年来,这个领域中出现了冲破一元论历史观束缚的趋势。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白人、黑人和亚裔之间三角形关系的论点,从而否定了"有色对白种"的双重种族关系理论模式。从"跨国主义"的视野观察亚裔美国史的人认为,亚洲移民实际上具有双重的民族主义和双重文化认同,从而向"同化论"、"定居者"论和"美国化"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还发现,日本人向美国移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新动向标志着亚裔美国史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科索沃战争:历史悲剧、新式强权与危险的转折点

科索沃的民族冲突已经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历史悲剧,美国和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则把这一悲剧变成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和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正在构造一种新式强权,由此把国际政治推上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