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开民国首都南京“公余联欢社”的历史面纱

正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古老的石头城逐渐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此也出现了不少社团组织、行(专)业协会。其中具有官方背景和俱乐部性质者,则有以黄埔军人为对象的励志社(旧址在今钟山宾馆内)、以公务员为主体的公余联欢社、以联络国际人士情感为目的的国际联欢社(旧址在今南京饭店内)等。笔者现据史料对公余联欢社作一基本介绍,以飨广大读者。该社乃国府"公务员之家",首任主任理事为褚民谊据民国《公余联欢社三周年特刊》等载:该社秉持以"提倡公务员正当娱乐"、联络相互感情及促进工作效能等为宗旨,系民国时期公职人员业余时间生活联欢的团体组织。其前身可追溯到1929年首     

民国时期的公余联欢社

正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古老的石头城逐渐地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少社团组织、行(专)业协会。其中具有官方背景和俱乐部性质的,有以黄埔军人为对象的励志社(旧址在今钟山宾馆内)、以公务员为主体的公余联欢社、以联络国际人士情感为目的的国际联欢社(旧址在今南京饭店内)等。据1937年刊行的《公余联欢社三周年特刊》等载:该社秉持以提倡公务员正当娱乐、联络相互感情及促进工作效能等为宗旨,系民国     

国民政府外交部

国民政府外交部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所在地。 国民政府外交部成立于1927年5月。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外交部隶属于行政院。其主要职能是办理国际交涉,管理国外华侨及居留在中国外侨的一切事务,同时还管理驻外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的胡汉民

胡汉民是孙中山逝世后唯一能和汪精卫、蒋介石争夺最高权力的重要人物。孙中山逝世后,他先后任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等要职。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胡汉民举足轻重,因此也...     

国民政府外交部等编印之《关于世界贸易宪章草案及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之说帖》

抗战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联合国贸易暨就业准备委员会历次会议,讨论有关签定贸易宪章草案、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事宜。国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及经济部特编印此份说帖,就中国国情对相关条款加以分析,提出意见,反映了国民政府在美苏两大阵营形成之际所取的立场。     

“政治主教”于斌离开南京前后

一 1945年12月,我(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在美国留学4年,曾任蒋介石“委员长重庆行营”机要秘书兼调查科长、重庆大学总务长兼商学院教授)经唐纵引荐,到国民政府军务局(蒋介石侍从室的公开名称)担任少将高参兼第四科科长。1946年4月随军务机关从重庆迁抵南京,同年10月调任国民政府专门委员,仍留军务局内办公。     

东箭道的国民政府行政院

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总统府坐落的长江路292号大院早已为世人所知,相比而言,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在的东箭道19号大院则鲜为人知了。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2003年3月1日全面对外开放,开放面积为9万平方米,参观轴线为3条,其中的东线即东箭道展区,将向人们生动翔实地介绍国民政府行政院在东箭道的这段历史。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增建修葺工程经过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4次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翌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并开始办公。府衙办公地址初设于丁家桥江苏省议会内。9月15日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于9月20日迁至原两江总督衙署(今南京长江路292号)办公。     

“南京市长”马超俊轶事

马超俊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革命。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他任南京市长,这个京兆尹的官职不小。他的夫人沈慧莲看上去娴淑温雅,里里外外照应周全,是他的一个贤内助。当时,我的父亲沈觐恒是南京立法院日文编修兼编译处处长,叔父沈觐鼎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姑母沈佩菘嫁四川人陈     

王宠惠策动第三国调停中日战争史料

本组史料为中央社、同盟社的新闻电讯稿,反映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希望美国等出面调停中日关系、策动和平之活动,从中亦可看出国民党中欧美派与亲日派对待中日关系及中国抗战的政策及动向。     

王世杰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交

一、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7月30日,王世杰接替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正是宋子文访问莫斯科第一阶段结束,回国商讨对策之际。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于6月27日前往苏联谈判。在十几天的谈判中,中苏双方就大连问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外蒙古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有些问题初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尚未解决。7月12日,宋子文以回国     

李之龙二三事

李之龙（1897──1928），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号赤显，字在田。1916年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委员、中共汉口地委委员。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参与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任会议主席团主席和中共常委。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任黄埔学生军教导团营党代表。同年秋，任广东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代理海军局长兼参谋厅厅长、中山舰长。1926年3月在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中被捕，不久获释，参加北伐。攻克武汉后，任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四·一二”…     

藏本英明失踪事件始末

一1934年6月8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发生了一起日本驻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时年43岁）的失踪事件,颇耸人听闻,引人瞩目。9日晨,该总领事馆通知中国外交部及首都警备部、首都警察厅称：昨晚副领事藏本英明（以下简称藏本）为有吉明公使去上海送行,忽告失踪,请帮助寻找其下落。原来,中国外交部新大楼（位于南京大方巷）落成,于8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国驻华使节,以示庆贺。藏本系于当晚拟乘车去下关为有吉明（以下简称有吉）送行而告不落不明的。这时,蒋介石外出不在南京。在南京的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获悉此事…     

顾维钧为报《参加国际和平安全机构会议代表团报告书》致国民政府外交部呈

众所周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将会议提案称为"国际政治合作的奠基石",苏联大元帅斯大林认为这次会议是"联合国家战线的鲜明标志"。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参加,就战后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基本达成协议;第二阶段从1944年9月29日至10月7日,中美英三国参加,就联合国组织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本组史料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会后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呈报的《参加国际和平安全机构会议代表团报告书》,详细描述了会议的经过、会议讨论的要点及其结果。     

陈立夫先生二三事

在我和陈立夫先生的书信交往中,陈先生向我讲述了三件鲜为人知的故事。倡导良师兴国运动1934年间,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住在南京常府街中段四条巷口一座别墅式的两层楼房里。那年9月,仲秋时节,陈立夫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动员全市大、中、小学教师参加良师兴国运动。会上     

中央饭店与首都饭店

中央饭店坐落在南京中山东路237号(原为303号),现仍叫中央饭店。中央饭店原设计为7层大楼,因其位于国府路(今长江路)的正南方,有关当局认为这么高的建筑会对国民政府的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只批准建造3层。中央饭店坐北朝南,为西式混合结构的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占地面积565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57平方米,设备应有尽有,除了可供住宿外,还设有中西菜社、弹子房、理发馆等,以西餐著名,它是三四十年代首都南京最负盛名的饭店之一。1930年1月,中央饭店正式开业。同年11月,张学良应蒋介石之邀来南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张学良被安排下榻在财政…     

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在这份致蒋介石密呈中,汇报了该部国际宣传处派人赴日揭露日军在华所犯暴行的经过,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已掌握日本及第三国人士拍摄的日军侵华暴行照片及影片,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也足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当时从未听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后来中国人编造的”等无耻谎言。     

谁最早提出将“百人斩”凶手送上审判台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了审判。但长期以来究竟是谁最早明确提出将向井敏明、野田毅送上审判席,一直不得其解。台北“国史馆”收藏的相关史料表明,早在战争期间,中国驻荷兰大使金问泗即明确提出将二人送上审判席。而南京大屠杀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等机构展开的对...     

外国人目睹之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制造的一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在这次事件期间,曾有20余住外国人士留守南京,并组织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南京分会等团体。这些外国人士在保护和救济南京难民的同时,耳闻目睹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将他们所知的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逐日记载下来,并     

抗战时八路军办事处有何作用

抗战时期,八路军除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武汉、重庆,还在后方各省或战区首府,如西安、长沙、桂林,以及沦陷区香港、上海等地开设办事处.然则,“八办”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 扼要言之,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办事处最为重要,一是作为国共交涉的管道,保持延安方面与国民政府联络的畅通;二是及时向国民政府分享情报、通报战况、领取军饷.八路军获取的日伪军政情报,每月通过办事处向国民政府汇报一次;同时,国民政府也将《敌情通报》等下发办事处.领饷方面,如1937年9月-1938年10月,武汉办事处曾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655万元法币、枪炮730多支(门)、弹药1300多箱、服装4.6万套、药品3.5万箱,以及多批其他军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