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应当从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做起,再渐次向前延伸和发展,而显现出三个研究梯度。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生活质量被史学所关注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

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25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存在问题与瓶颈: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探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才得以正式开展,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引领风气。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士人或文人的生活、物质生活消费、城市生活等方面。未来或许会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的关联特别是货币使用方面着力,还会加强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以及跨学科研究,也会用力于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村、不同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     

新视角·新方法·新收获——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10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史料的编辑整理。包括档案,文献、笔记、杂著、报刊、外文资料和义和团本身的歌谣、揭帖等,大都出了专书;有关论著涉及的面也相当广泛和深入,诸如义和团的起源、组织、口号、人物、性质、民教冲突、中外关系、社会影响、区域性考察、文化背景等,几乎都有专文论及,或出版有专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义和团的研究引向深入,也就是说如何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使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出现新的局面,就是一个难度很大、又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不少专家学者提议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戴逸教授曾敏锐地指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组织、思想、失败及意义,都可以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路遥教授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以下简称《起源》),就是在这方面的大胆尝试,具有视角新、方法新等特点,学术价值颇高。     

“历史记忆”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

正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如一股清新空气般给史学界带来了不少激情与活力。社会记忆史也是当前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之一,英国新文化史研究大家彼得·伯克将之列为新社会文化史七大类之一。随着记忆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西方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正>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评介

<正>明清民间文书历来被誉为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生活的"活标本",近年来更是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生长点。最近出版的国家清史文献项目成果、张建民教授主编的《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以下简称《熊氏契约》),从史料价值和整理水准两方面看来,都极富特色,值得关注。《熊氏契约》所辑文书,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来源可靠,系统完整。它出自湖北天门县岳口镇一个熊氏家庭,契约文书不仅归户十分明确,而且持续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新文化史笔谈

[编者按]虽说文化史由来已久,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却至今势头不减,且缤纷繁盛,日益呈现出崭新的趋势。那么,从学科意义上说,什么是新文化史?它与社会史有什么不同?它与旧文化史又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是在研究范畴上,还是研究视角和理论上?新与旧文化史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分别邀请了五位从事中国古     

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影响

物质文化史是西方史学界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力图突破"新文化史"的文本束缚,利用本不受历史学家们重视的物质载体作为研究对象,更深层次地探讨物质载体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它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与分析框架,除了研究传统的物质载体与人的关系之外,历史学家们更希望能够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将物质文化的研究范畴拓展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去。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深化与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在不断推动历史书写方式的改变。但是,研究所需物质载体与特定时空环境的缺失以及实践操作上的一些限度,也会给物质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影响。     

《清朝大历史》评介

正关于清代历史的研究,近年多尝试从社会史、宫廷史、物质文化史等多角度出发,特别是宏观史学的大历史观,以综合纬度展开论述。常建华《清朝大历史》(中华书局,2020年)即是在宏观史学和社会生活史视域下对清朝管理和民生研究的著作,立足国家认同,从大历史观论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领域细节。该书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以"国家认同"为政治统摄上的一个支点,探讨清朝统治内在规律,结合朝廷与民众,涉及清朝政治文化、社会人口、矿业、民族等综合内容。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新区域经营观的空间体系价值统一规划理念——我的区域规划社会公正观

依据"新社会经济发展的公正理念"首议的"新区域经营"管理思想,从空间公正角度创立了将其耦合到区域发展规划的系统理念。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与区域学科出现了"社会公正"转向探讨的系列"新"前沿理念。地理学提出了新人文地理学逻辑,社会行政的公共管理也提出了新公共管理逻辑。将空间公正与社会公正耦合到区域生活空间单元体系,为此"新区域经营"提出了"社会与区域价值统一"的原理。论文以新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为基础,阐述了"空间体系价值统一规划"机理、原则与控制性路径;其次,论证了其构建的价值体系响应及构成因素响应结构;最后,论述了新区域经营观对生活质量价值统一的两个层次控制规划规则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