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晋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既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民族独立运动将非洲历史的重构提到了日程,国际学术界开始承认非洲历史学科的存在。《剑桥非洲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的编写及有关非洲历史的杂志和研究中心的出现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在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学派也有一定的缺陷。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在树立非洲人民的自信和非洲国家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历史书写及其政治语境——霍华德·津恩的“人民历史”及其影响

霍华德·津恩是美国新左派史学的著名人物,以其激进的批判精神著称。他的代表作《美国人民史》以"人民"作为核心概念对美国历史重新进行解读和叙述,反思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信念",指出以往历史书写背后隐含的白人种族主义、精英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种族"、"性别"、"阶级"为核心的分析范畴开始主导美国当代史学,津恩的"人民历史"恰逢其时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围绕津恩这种激进的史学思想在学术界内外展开的争论,体现了史学走向公众之后对政治价值观造成的冲击和分化,展现了学术和政治在历史书写问题上的巨大张力,这也反映了当代美国史学界在政治认同问题上所面临的分歧和挑战。     

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与共和主义范式之争

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以共和主义为主题探讨了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关系。拉厄力图开辟研究美国革命和建国的新路径,对共和学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提出修正。《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不仅体现了拉厄对共和学派主将波科克的挑战与批判,而且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派别之争以及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动。他同时受到施特劳斯学派和自由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卷入了施特劳斯学派与共和学派之间,"新洛克派"与共和学派之间的学术辩论。但他又不是完全照搬两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而是在两派的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新见解。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新史学

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具有多方面的因素,而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无疑是当地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直接历史背景。多元文化主义影响下的美国史学工作者认为,美国历史和传统是多种民族或族裔共同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美国历史的多元文化解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史学产生负面影响。整个美国社会对美国历史的认知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

战后率先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与法国年鉴学派既有亲缘关系,又存在不少差异。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等结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它提出了总体史观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剐,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生态的变化,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和自然因素的稳定性,此外,环境史学具有比年鉴学派强烈得多的文化批判意识。     

略论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三大思潮

19世纪上半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三大思潮影响着德国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在德国表现出温和、保守和依赖国家政权的特点;民族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的运动,呈现浓烈的文化色彩;保守主义则以传统、秩序和稳定为原则,展开了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要求改变现状者的对抗。三大思潮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近十多年美国史学的新进展——《当今美国史学》评介

正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虽短,其历史学研究却很发达,且不断推陈出新。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为节后黄花"~①。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史学的发展更为迅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美国史学的许多传统研究领域不断受到挑战,同时涌现出一些新的研究领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

非洲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给非洲传统史学造成严重的冲击。20世纪中叶非洲国家独立后,非洲涌现出一批本土史学家,他们要求清除史学研究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建立了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如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于尔根·科卡:德国的批判史学与社会史研究

二战以后 西方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经历了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就原联邦德国来说,从50年代末起,保守的民族主义史学由于不能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需要而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派的史学地位迅速上升。60年代初,菲舍尔学派等进步史     

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再思考——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

20世纪50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有国家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     

加里·纳什与美国激进主义史学

加里·纳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博采新社会史和“新左派”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之长,从“阶级”和“种族”两个维度对美国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并树立了激进主义史学对美国革命史的整体性解释框架。纳什以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提升了激进主义史学的研究水平,帮助激进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学术界主流地位。纳什还领导美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扩大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史学界、教育界及社会的影响力。纳什的史学理念和实践反映了激进主义史家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有助于我们透视美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演变,以及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现代社会思潮的变迁。     

印度独立以来历史教科书问题与教、俗之争

印度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印度社会思潮的变化关系密切。独立初期,世俗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印度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以世俗主义史学为主。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政治机会主义的增加和世俗政治价值观念的淡化,教派主义政治和社会思潮迅速发展,教派主义史学也影响到教育领域,力图改变世俗史学在历史教科书中的主导地位。1998年,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上台后,为了贯彻其教派民族主义的教育政策,于2001年提出修改已经使用了30多年的历史教科书,因世俗主义史学家极力抗议而未果。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正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怀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主义者。关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学者已从其理论渊源、发展阶段、内容、特点和地位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尚未有人从史学角度进行过系统的专门梳理和研究,本文拟就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思想内涵与历史影响进行探讨,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内容,同时也可以拓展李大钊思想研究的视域。一新中华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