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间与厄尔玛斯的“节奏时间”观念

西方历史时间观念的形成与现代性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的结果之一。历史时间经过理性化、科学化、全球化的过程,逐步被规制成具有同质性、无限性、单一性、线性、中立性特征的时间体系。历史时间观念也成为现代西方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范式形成的基础,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史学专业化的完成。在以往对一元论历史时间的反思和有关多元时间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丽莎白·厄尔玛斯提出了"节奏时间"观念。她强调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运行的节奏性,历史也随即表现出多维度、异质性、多线并存的状态。这或许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书写中的时间问题和建构新的时间观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史学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

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涉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在中国,《周易》奠定了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哲学基础,《史记》则是表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代表性史学文本。在《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历史叙事的最大空间跨度;涵盖多方面内容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一个跨文化话语。在西方,波利比乌斯《通史》是体现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典型文本。《史记》与《通史》孕育于东西方具有帝国性质的历史空间中,就两者体现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际遇而言,《史记》与《通史》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延展曲线。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东西史记和合》与晚清世界史观念

《东西史记和合》是最早的东西历史比较年表,它将中西历史置于同一框架,寻求两者的相关性,并试图将中国历史纳入西方历史。这部年表将中国的循环状历史与西方的线状历史结合在一起。基于线性历史观,中国近代的世界史观念经历了社会进步观、社会进化观、社会发展观三个阶段,《东西史记和合》正是这一发展脉络的起点。从文化交流视角看,晚清世界史观念的萌生是中西文化互动的结果。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历史不应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

<正>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了,甚至也不会仅仅由     

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是与西方传统史学不同的另一种更高的发展形态。中西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国为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的古典古代)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但也应该看到,中、西的古代史学也有其共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清末的法律教育改革

19世纪中叶,随着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增多,对清末社会的政体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以西方法律文化为视角,运用历史分析法梳理其在清末时期发展的概况,分析其对当时法律教育改革产生的积极影响。     

“断裂”的褫夺与原发时境的开启——现象学视域中“长命锁”的时间经验探析

"长命锁"潜蕴着日用而不知的原初时间经验,现象学为揭示这种原初时间经验提供了方法论意义。追溯"长命锁"时间经验的可能构成,揭示出"长命锁"在时间经验的历史重构中所须承袭的时间经验的原初状态:线性、循环和时机化的时间经验。在日常使用与话语诉说中,透析出"锁"作为器具与话语所能蕴含的时间构想,通过时间蕴含的比对,揭示出"长命锁"在习俗承袭中对原初时间经验的置换与褫夺:时间越来越被当成了现成存在对象。"长命锁"隐含的时间经验,不是现成时间观念的移置,而是时间经验的历史生成,它预示着一种活生生的原发生存时境的开启,对于解决时间"断裂"的谜团、对于中国传统时间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一)

重要概念构成了人们感知、理解、阐释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对于构建学术体系而言,重要概念不仅是内容,也是工具。本期笔谈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重要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遏制"概念如何影响了冷战史研究范式?"概念史"将会给国际关系史研究带来哪些借鉴?"羁縻"概念的内涵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的宏观演进脉络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天下体系"理论与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内涵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探究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为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思路,有助于避免对非西方和西方重要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有益于从中国视角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学术对话。     

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

1897年之前,以具体统计事例为载体的西方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已经传入中国,1897年后,经日本消化吸收的社会统计学理论开始系统地引入,这对清末和民国统计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清末时,梁启超等人把统计材料汇编为历史,陈黻宸等人明确主张以统计法来研究和表述历史,他们固然受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但现代统计知识、观念和外来成果所施予的直接刺激也不容忽视。当时已有人在史书编纂、地方史志纂修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尝试使用统计分析法,这构成为清末中国新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     

史学精粹

刘家和等:《中西古代文明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再思考》(《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换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     

《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108元晚清至民国初期(1840—1930),中西文明剧烈碰撞交汇,在政治衰败、动荡与混乱之下,民众生活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西力东渐、洋货流行给人们的生活及观念带来哪些影响?人们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孕育了哪些新生活方式、新追求和新观念?该书围绕这些问题,运用近代档案、方志、日记、笔记小说、报刊、外国人游记等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微历史"的视角切入,从城乡生活环境、消费生活、     

科举与民治

1905年朝廷停科举,旨在为学堂让路,造就新学新知的人才.其时朝野的关注和认知都交集于此,又都止乎此.但由清末到民初,共和推倒了帝制,而与之俱来的则是民初的代议政治有民治之名而无民治之实,以及这种名实相悖造成政象的四面颠蹶直接促成另一种关注,使当时人不得不由古今中西之比探寻民治的本义.而后是已经停置的科举制度又被引来论说古今之政体,并因之移到了那代人的重新认知之中.于是有西方人说的"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和中国人说的科举制度"尤为民治".十多年之前深被非议的科举制度遂随后来的眼光之变而内涵大变,褒贬大变.借助于这种民初不同于清末的眼光和认知,一千三百多年间,科举制度以其自下而上的"怀牒自投"和自上而下的"以试为选"维持了一个文官政府的过程,便因之而由一千三百年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开放,显示出前现代的选官制度里所内含的与现代"民主精神"可以对应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