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读柯文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所谓记忆的转向。①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并逐步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纳入史学研究,对其加以记述、分析和解释。这种趋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关于历史创伤问题的讨论中,其焦点是大屠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记忆与历史理解

"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     

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是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共同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两大支柱。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命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把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个命题出发,本文以历史是历史学家依照现在的证据对过去的推论这一观点,论证了历史的观念性和现实性;以"我"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论证了思想史与史学史的同一,表明了历史的主体性和思想性,进而论证了历史重演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从历史的概念出发,以反思为中介,论证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先验性和辩证性;最后,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一命题蕴含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论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史学理论界对历史编纂和学术史的重视。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修订版)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版,44.7万字,89元《历史三调》既是一部史学论著,也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作者以义和团运动为载体,阐发自己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的亲历者、历史书写和历史的神话化等问题的观察、思考和理论概括。作者通过"义和团"这一典型案例,探讨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     

历史分析法在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

历史分析法是史学史研究者应予高度重视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主要有两义:一是以上下贯通的眼光,动态考察中国历史编纂学不同时期的命题、成就、体裁体例的运用等内容,将之放在全局之中上下联系起来分析;二是应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诠释和评判问题,对前代史家应有"瞭解的同情"。在探讨中尤其应当关注以下四项:一、透视不同时期史学的特点;二、以动态眼光考察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发展演变;三、区分纪事本末法与纪事本末体,指明其实际意义;四、推进对历史编纂学史上若干重要现象的认识。     

当前历史热背景下的公共史学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兴起了历史热,公众对于史学知识需求加大,作为传统的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通俗史学有着许多弊端。在此情况下,借鉴美国公共史学运动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史学概念,力图在历史热的背景下,提倡公共史学,促进史学的普及化。由于通俗史学的弊端,未来通俗史学必然会被公共史学"兼并",成为公共史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公共史学在美国发展完善,但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完善,但未来史学普及化的趋势是向公共史学转变。未来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将从传统的通俗史学转向公共史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

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方志联想

不断发展的西方史学思想,丰富和刷新着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志为史裁,借鉴、引进中外史学思想对于拓宽方志理论思维,创新方志编纂方法,促进方志学科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就历史时间、历史意图、历史话语权、叙述的原点、叙事的本相、配景模式、荒野说等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了“史为志用”的引申和联想,通过向历史领域的“引智”,为方志理论增添了源头活水.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方志中的“历史书写”研究范式——一个方志研究的新取向

正我国方志纂修历史悠久,现存方志种类繁多,有关方志研究的成果颇丰,其中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多将方志作为史学研究的资料。而受西方"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中国学界的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开始对接甚至合流,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其主要策略之一是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以考察背后的情境。尤其是后现代史学在认识论层面指出"文本"与"过去"之间的间隙,修正了传统史学企图通过"文本"重建"过去"的实证主义立场,指出了探究"文本"形成过程中所关涉的种种因素     

安克斯密特历史经验理论——历史哲学的新视角

安克斯密特自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了对历史经验理论相关问题的思考,在90年代及以后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对历史经验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安克斯密特将历史经验分为主观的历史经验、客观的历史经验和崇高的历史经验三种类型,他最为推崇崇高的历史经验。历史经验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它促使过去从当前分离出去,从而导致历史意识和历史编纂的产生;而历史经验又会通过超越过去与现在的距离或差异,去恢复到过去从当前分离出去之前的状态。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理论反映了当代哲学、历史哲学以及史学实践领域的变化,企图促成历史哲学的新转向,弥补历史哲学与史学实践之间的隔膜。     

喜读《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

由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最近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史学界的一件盛事!中国人曾经撰写了大量的史书,也编纂过许多与史学有关的丛书、类书和其他工具书,研究史学发展的历史,也比其他国家早得多,可是,并没有产生过一部科学的、系统的、完备的、适用的国史大辞典,更谈不上编纂科学的、专业性很强的史学史辞典,直到《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出版,才算有了我国第一部新型的史学史专业工具书。已故史学家、大辞典前总编郑天挺教授生前在一次筹组大辞典编纂委     

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

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职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

编者按: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与史学史,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了该中心三位教授的文章,对古希腊史学的普世观念、早期罗马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中世纪历史分期理论的特点等问题作了讨论。易宁教授的文章指出,公元前四至二世纪古希腊哲学斯多葛学派与史学家埃浮     

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

一、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的关系,是历史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史学著述中注重了研究和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确有必要的。根据对经典作家论述的全面理解,以及总结我国古代优秀史家的经验,我们还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问题。我们的史学著述应该做到将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讨论,求得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