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本位文化史学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走上了一条以"西化"为主导的道路,无论在价值判断和研究视野,还是在史学理论、方法和专业术语的使用方面,莫不以取法西学为准。抗战时期影响巨大的民族本位文化史学却提出了另一种史学建设进路,其主旨包括:一、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当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形成本土特色,而不应简单以移植西学代替自己的创造;二、应继承发扬中国史学关注和参与现实的经世传统;三、强调治史当具通识,既要重视史料考证,也不能放弃史义探究。其史学理论与实践,尽管因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存在着不完善乃至粗糙处,但对当时唯"西化"是从的学术建构路线显然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史学关系的考量和处置方式,无论得失,对于今日倡导融通中外的文化创新,都具有可贵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

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     

评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集中反思文化转向对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引领这股修正思潮的那些学者,尽管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但他们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主旨,即希望修正文化研究中不曾为人意识到的保守立场。从总体上来看,这种修正思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实践史学",倡导者既有史学家,也有以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1)"实践史学"着眼于人的行动,分析人如何实践性地利用     

“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于2015年9月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应该正视和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理论研究也到了应该认真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会议提出当前应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学理论研究如何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相结合,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研究的形态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培养,学术争鸣与史学评论的重要性等等。     

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

与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相比较,文化史学主要围绕四个命题(或假设)而展开。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精英的历史,而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新文化史研究的课题虽趋于多样化,但对人民大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重视有增无减。第二,从历史观念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是进步的历史。新文化史家并未远离进步,进步主义史观是其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第三,在目标和方法上,文化史学不以确立单个历史事实为至高无上的职责,而是要求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究明关系得以展开的背后因素。传统文化史重在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学法则、公理公例,新文化史聚焦文化的历史象征、意义和价值。第四,关于文化史学的功能和任务,无论新旧文化史均不满足于追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含有比较浓厚的致用色彩,重视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     

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治史心路回眸北大核心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这对学术工作的创新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在此基础上,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相贯通的内在逻辑。继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践行和提升。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一2013年8月,瞿林东教授主编的5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承担的"211工程"建设项目"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研究成果,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者及校外专家的通力合作下,历经十年编撰而成。2013年12月13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河北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书发布暨学术     

实践·事实·文化·教育——试论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路径

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还为我们提供了文化创造的事实材料。事实作为唯一确定不变而又不受时空制约的客观实在,自然成了我们科学研究与信仰的对象。这种坚不可摧而又无影无形的"对象"是通过指号让人认识、积累和传播的,而指号就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借助指号对事实的感知和领悟,就是所有文化现象的共同本质。文化源自事实和指号不受时空制约而又确实可知的特性让教育有了意义。教育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正是繁荣发展科学文化的基本路径。     

新文化史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

据一线从事研究的年轻朋友说,新文化史不仅在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成果辉煌,即便在中国,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发展,也已成为史学界令人瞩目的新兴学科,取得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成果。这当然是学术界的喜讯。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所谓"史学危机",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梦幻。     

西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影响

物质文化史是西方史学界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力图突破"新文化史"的文本束缚,利用本不受历史学家们重视的物质载体作为研究对象,更深层次地探讨物质载体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它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模式与分析框架,除了研究传统的物质载体与人的关系之外,历史学家们更希望能够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将物质文化的研究范畴拓展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去。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深化与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在不断推动历史书写方式的改变。但是,研究所需物质载体与特定时空环境的缺失以及实践操作上的一些限度,也会给物质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影响。     

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从文本与思想的讨论深掘到意识层面的探索,历史意识、史学意识乃至史学史意识都成为探讨的课题。对完成重要著作的史家而言,作品即思想的表现,常蕴含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在其中,研究者经由史学史意识的分析,往往更能了解其史学的诉求。虽然在班固的时代,"史学"与"史学史"的名词都还没出现,就语境而言,讨论他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未免唐突古人,但是使用现代学术语言作为分析工具,实乃不得不然。班固《汉书》的出现,不论从体例、内容还是思想方面观察,皆有其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与他的史学史意识或学术史意识有密切关系。本文爬梳《汉书》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探讨班固如何看待史官传统、史籍流传、《春秋》性质、以及自己著作的学术定位等问题,并于结论中指出班固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的特点与意义。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史学思想研究》

梁艳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在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中,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认为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史学实践中,戴维斯注意把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志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并在历史书写上采取叙述史学的写作策略,成为跨学科的典范。     

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

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职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     

侨批研究的五点思考

侨批是中华优秀文化瑰宝,是侨乡特色文化品牌,一代史学宗师饶宗颐称其为"侨史敦煌",堪比"敦煌文书"。侨批研究也是冷门学科之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让侨批研究更好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笔者试着从五个层面进行分析和阐述。     

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

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物史研究取向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     

科默·V·伍德沃德与美国南部史学

科默·V.伍德沃德在美国是享有盛誉的南部史专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他形成了注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强调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和善用反讽的史学研究风格。他以自己对美国南部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怀,积极推动了南部史的研究。其贡献既表现在对新的史学领域和问题的开拓,也体现在围绕他的著述所展开的学术商榷、学术批评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良性的学术研究氛围上。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