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天风阁学词日记》中的章太炎、汤国梨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杭人;夫人汤国梨(1883-1980)字志莹,号影观、苕上老人,浙江吴兴人;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为笔者业师,浙江温州人。     

宋高宗与《春秋》学

对于“宋高宗与《春秋》学”这个话题,人们在研究胡安国的《春秋传》时有所涉及,但其只是宋高宗与《春秋》学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的讨论,不全面也不系统。高纪春先生也曾指出宋高宗重视《春秋》学是对王安石批判的一种手段,并简单列举了其经筵重《春秋》的情况(高纪春《宋高宗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1期),扩大了讨论的范围,但由于文章主旨不在此,亦不深入。鉴于此,本文拟分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表现、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原因与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一宋高…     

《李大钊历史观的三个阶段——兼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对李大钊历史观近代化的意义》

正(《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依据李大钊的历史评论,可知其历史观经历了三个阶段:1915年之前为早期,以中国传统的历史大势论为主; 1915—1918年为中期,受到进化论的陶冶; 1918年底之后为晚期,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历史观

维特根斯坦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哲学分析中语言分析的转向,并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西方哲学界和思想界的景观。但是很少有人还知道维特根斯坦多多少少对历史学进行了思考。在维特根斯坦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表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这种历史观强调人和世界的隔离关系,具有唯我论倾向,但又不乏真知灼见。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

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改订本在2005年由日本部科学省审定通过后,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开始了对这一教科书的批判。本强调的是：这本教科书确实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歪曲与掩盖,但这是由该书的基本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如果不对该书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进行剖析,而简单地罗列其歪曲或掩盖的历史事实,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该教科书编织的理论体系,从而忽略了对该教科书最要害的本质问题的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最本质的问题,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肯定战前日本的“国体论”,而根本转移或充分淡化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危险的体系。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历史观、历史思维与安邦兴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历史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文件,它的颁布统一了全国红色区域的领导,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后进行政权建设提供了思路。但是在《宪法大纲》中也存在着诸如政权的局部性、分散性以及照搬苏联模式,推行了部分"左"的政策的不足和局限。     

章太炎的历史观和他的法家思想——读《致吴君遂书》手迹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手迹,凡十通,上海图书馆藏。八行信笺书写(《第二书》用"东吴大学日记"稿纸),共二十八叶,写于1901年至1902年间。除两通录入《国粹学报》外,其余都没有发表过。署名有章绛、知拙夫、支猎胡等。吴君遂,名保初,字彦复,安徽庐江人,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补刑部主事,     

试论刘敞《春秋》学的时代特色

刘敞是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及宋学兴起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学具有疑古惑经、以义理解经、经世致用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其进行揭示,有利于加深对宋学特征的认识.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出版

本书由北京大学陈苏镇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 0 0 1年 3月出版 ,33万字。作者指出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 ,它完成了秦朝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 ,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 ,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 ,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 ,历时二百余年。其间 ,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之外 ,儒家的《春秋》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 ,对这一过程了进行了探讨。全书分引言、五章。第一章 :西汉再建帝业的道路———儒术兴起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 :“以礼为治”…     

章太炎《检论》手稿的文献学考察

章太炎增删《訄书》以成《检论》,一般认为时间在1914年到1915年之间。新近面世由朱希祖女婿罗香林散出的《章太炎先生检论补编手稿》四册,收有《检论》文章二十九篇和附录二篇,散页附录一篇,总目一页,为进一步确认《检论》成书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经考证,《手稿》是《訄书》到《检论》修改过程中一个初显格局的文本,执笔时间在1914年10月下旬至1915年4月之间,不是最后定稿。4月之后,太炎仍在修改旧文,增补新篇,并在清抄后的文稿中作个别改动,调整全书次序,才形成今见《检论》定本格局。     

“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西方古典教育的背景奠定了汤因比历史观的基础,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构成了汤因比历史观的生成背景,个人命运的沉浮荣辱又为汤因比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刺激和动力。将历史研究与对国际现实问题分析结合起来,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的特质。饱受争议的"文明"概念和《历史研究》不仅是分析汤因比历史观的重要依据,也是造成其历史观矛盾性的主要因素。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导致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了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也是其超越了特定时代精神的学术馈赠。     

《炎黄春秋》的春秋

《炎黄春秋》月刊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史为主综合性纪实杂志,由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今年创刊十年了。这个杂志,对中国历史尤其对近代现代史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论述,力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争取给人留下一笔观点正确,真实无误的史料。     

试论《春秋》历史叙事的成就——兼论清华简《系年》的史料来源问题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之作,《春秋》的体裁成就深受学术界的重视,但其叙事成就却一直评价较低。事实上,《春秋》存在以事件为中心进行跟踪记录的叙事特征,但在编年体的框架下,这些记录只能逐条分散在各个时间点上。如果将同组事件的相关记录汇编在一起,就能够清晰地概述出历史事件的完整进程。《春秋》记录历史,还有一些针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虽然字数不多,但往往简要而生动。此外,《春秋》一书中还存在个别制度溯源性质的记录,说明孔子在最终编纂时并不仅是将原鲁国史官的原始记录简单地汇编在一起,而是有一定的统筹叙事意识。新出清华简《系年》的行文,具有突出的概述特征。将《系年》的文字做逆向复原,可以推断《系年》应为摘编《春秋》类的原始记录而成,并非《左传》的简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