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

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钱大昕与20世纪历史考证学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学获得重大的发展,包括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以新历史考证学而论,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著名大师和其他一批出色学者。人们都承认,乾嘉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考证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贡献即讲过很有权威性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①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却仅只停留在笼统印象的阶段,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新考证学的关系这一很有理论价…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

正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许多新领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展开。以梁启超为例,他虽然对旧史学"四蔽二病三难"的批判极为犀利、到位,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心愿,A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状况的典型反映。如何突破旧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黄敏兰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新史学》是一部传世名著,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梁启超的《新史...     

吕思勉:“新史学”的特立独行者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但后来成为风尚的中研院史语所的治史模式,实与梁氏的设想大相径庭。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属于另一种"新史学"范型。虽然对"新史学"的理解言人人殊,各人的史学实践也不尽相同,但力求创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史学范型,则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而"新史学"自当由众多学者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这期间,吕思勉先生对"新史学"的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因此,本刊邀请有关学者,围绕着吕思勉的史学以及相关课题展开研讨,希望能引起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学者的关注,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政治批判与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宾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

1902年,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划时代的思想巨著《新史学》。他高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宣告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0年之后,另一部同名的史学名著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宾逊。在这部《新史学》中,也提出要以新史学来取代旧史学,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史学”学派。又一个10年过去,美国的这部《新史学》经留美归来的中     

浅谈历史心理学——以梁启超先生的史学思想为中心

历史心理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转变了史学研究的思维。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它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     

《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正(《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实际上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史学的双重变奏中进行的。这在新史学的两位领袖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新史学中有充分体现。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创建的新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还多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曲径通明:《明实录》“近代”价值的发现与赋予

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并非绝对对立,在经受"新史学"扫荡"旧史学"的疾风暴雨过后,其价值往往会受到新史学的重新确认。《明实录》作为一部为明代诸帝及其朝政作记录的官修史书和传统史籍,属于"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指责的"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旧史学"。然而,《明实录》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和偏重客观的编纂原则,却被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新史学"的实践者傅斯年所看重,成为他实践其近代科学—实证史学理想的重要载体,从而在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传统史书《明实录》就这样历经曲折后被纳入了近代学术体系之中。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