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吴怀祺教授访谈录

正吴怀祺,1938年生,安徽庐江县人。1961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1978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撰学术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评传》、《易学与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主编)第4册、《中国文化史·宋卷》等;主编并参加撰写10卷本     

文化史学之学科渗透及其边界

正中国的文化史学科发韧于20世纪初。1914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了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化史》。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曾在1926年前后著有《中国文化史》及《文化专史及其作法》等文。梁启超是在20世纪初对文化史学的学科内涵与学科边界理论探讨较多的学人之一。1936—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云五等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五十余种,体例庞大,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内容,算得上是民国时期文化史学研究之集大成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史学精粹

<正>王晴佳、胡萧白:《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以"文化中国"说考察正统论之意涵》(《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杜维明教授在1991年提出"文化中国说"。这一学说和其他当代新儒家的理论,与宋代士人的"中国"观有不少可比之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如何定义"中国"及其延续和变化。魏晋时期中国史学开始出现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动向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罗德尼·希尔顿的中世纪:历史主题的探讨》两本著作,从多个领域和角度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及现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立足新形势、新角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目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等问题,显示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对这些新动向我们进行了介绍,尽管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与其并不相同。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拉美史学中的新文化史转向

正本文介绍的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拉美史学者对拉美新文化史的贡献。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两大类,一是由年鉴学派派生出来的各种观点,二是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史学观点发生了新的转向,其中之一是新文化史的出现。关于新文化史,拉美学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一致的定义,但对新文化史的特征,拉美史学者却有明确的描述。如埃里克·范·杨在《新文化史来到古老的墨西哥》一文中提到,新文化史的主要特征是:注重心态研     

史学精粹

<正>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王笛的《茶馆》是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其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     

继承传统 超越传统——小议西方史学传统及其多重意义

<正>一、西方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传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史学传统也是这样。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奠立史学之前,它曾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前希罗多德时代"。西方史学传统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那里。正如英国史家柏立所说,在《荷马史诗》中,就隐含着历史的探究精神,这与后来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探究",确有文脉相通、相互传承的历史因缘和联系。这之后,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显露的"时序"观念;这之后,爱奥尼亚散文史家显露了理性批判精神。     

李振宏教授《当代史学平议》读后

<正>历史研究的进步既离不开史学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史学批评的调节。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平议》)则关注到了以上两个方面。《平议》一书是作者多年史学研究评论文章的结集,主要针对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史学方法论、认识论等历史学分支的研究个案或整体状况进行了评论。该书收录的24篇论文,可以分为4类:     

新的资料 新的窗户——《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简评

《现代西方史学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364页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蕃衍不绝,令人眼花缭乱;各种史学著作汗牛充栋,检索钩稽不易,这对我们学习历史,尤其是研讨现代西方史学史带来了困难。《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下简称《文选》)的出版,不仅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增添了有益的新资料,而且也为一般读者从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了解现代西方社会,开拓视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粗略看来,《文选》一书有如下几个特色: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在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语境中文献传播若干思考

<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界,促使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重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新收获——读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先生的又一新著《现代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出版),这是国内史学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研究现代西方史学的专著。该书的写作,缘起于作者所承担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20世纪西方史学主要流派评析”。晚近以来,中国当代学者已出版了若干种四方史学史,对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作过一些介绍与评述。但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流派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论基思·托马斯的历史人类学方法

基思·托马斯是英国当代史学名宿,西方新文化史的代表性人物,他以《宗教与魔法的衰落》和《人类与自然世界》等著作饮誉国际史坛。托马斯也以倡导史学新方法著称,其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经他与弟子彼得·伯克、阿兰·麦克法兰等人的实践,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局面,形成了持久的影响力。托马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理论来源复杂,主要是受英国社会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和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的影响,兼收各家之长的同时,也有其内在的悖论。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努力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评张广智等著《西方史学史》

在千禧之年到来之时,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有了新的收获。这就是张广智教授主、陈新博士参与撰写的《西方史学史》的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古希腊至当代的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既是一部优秀的西方史学史通史教材,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方史学史的通史性的学术作。同时,它也是中国学在探索“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道路卜所讲行的一次右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