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下)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的重头戏,“河套人”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曾经以“三步曲”长期掌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舞台。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历经将近一个世纪,地层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然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进展甚微,特别是有关考古术语的畸形演化,突显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甚严肃的科学作风。本文对这一历程的充实期和综合科学研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作了回顾性研究。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

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的重头戏,“河套人”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曾经以“三步曲”长期掌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舞台。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历经将近一个世纪,地层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然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进展甚微,特别是有关考古术语的畸形演化,突显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甚严肃的科学作风。本文对这一历程的开拓期和稳固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作了回顾性研究。     

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大转变国际原因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的大转变。促使这种大转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其中国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归纳与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演进：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上的不断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将对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为主的社会治理从重点到思路再到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规划了更具现代蕴意的运行逻辑和目标方向。     

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抗战前的20年,是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史学系的课程,由最初以中国史为主,逐步向世界史扩张,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体系。就课程变革所体现的精神而言,20世纪20年代主要受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常识”教育,强调史学基本知识,特别是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灌注;而在20世纪30年代,则受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学术教育,强调史料整理辨析的训练和史学研究工具的掌握。精神不同,故成效亦有较大差别。20世纪2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收效甚微;而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则造就出一大批史学家,从而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乡土文学:20世纪现代理念的本土化辐射

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在中国新文学中勃起,也为今天全球化中中华民族文学个性的确认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阐述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兴起的“乡土文学”,并结合相关文本挖掘“乡土文学”作家们的乡土风俗视角及其中所蕴涵的现代理念。     

民间曲艺

陕西曲种。流行于陕西省,以关中地区为主。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新曲种。这是秦腔戏中的“数板”,吸收了快板书、练子嘴以及山东快书的表演形式演变而成。乐器使用曲子坐唱中的四页瓦。     

造坊“中国西部科学院”

2007年9月笔者应邀出席重庆北碚西南大学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特别提前两天由台湾到北碚,造访“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为何造访“中国西部科学院”呢？缘于笔者多年来对20世纪30至50年代四川名人卢作孚进行研究时,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

50— 60年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是以禁运战略物资为主 ,从 70年代开始 ,转向以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 ;1 979年《出口管制法》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在“缓和时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追求的目标是 ,以有限发展东西方贸易换取苏联的政治让步。在“新冷战”时期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将打击对象从中国重新转向苏联 ,更重要的是将高新技术转让限制作为迫使苏联“改变国内政治”的重要手段     

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它并不是什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演化的必然。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化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何应钦与台湾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

何应钦堪称台湾旅游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他有关旅游业发展的超前理念和具体建议,符合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对海峡两岸发展旅游产业不乏借鉴意义。他认为旅游业不仅是一项“综合性的企业”,更是“战略产业”,旅游业有广泛的关联度,会产生多重效应,越业越被实践所证实。何应钦到台湾以后,对台湾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及不容忽视的建树,却鲜有人专题性地认真研究。台湾的旅游业(台湾称观光业)起步较大陆早,而何应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对台湾旅游业兴起与发展所作出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贡献,也未必人人了然。     

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用来作为其解释中西文明冲突的工具。多年来,史学界对此多有争论,对他的中国史观也褒贬不一。对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以及他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背景及其实质进行一些理性探讨,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转型及其历史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药污染防治工作完成了一次转型。其间,农药污染防治重心从显性污染转向隐性污染;防治理念从生产安全和劳动卫生转向环境保护;对防治手段的认识,从忽视转为强调综合运用非化学植保手段防治农药污染。中国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转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开辟了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新局面,确立了现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基本格局,为世界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历史回顾——以消烟除尘工作为中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启动阶段。从70年代初起,北京市以消烟除尘工作为中心,由空气污染调查入手,将空气污染治理逐步从末端治理向根源治理推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综合治理,北京市空气污染状况得到初步遏制。回顾总结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理解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群众性消烟除尘会战是空气污染的末端治理、运动式治理,而从源头上综合治理空气污染才是根本之策。     

“模范丈夫”的六项标准

自20世纪50年代起,评劳模、评“五好”、评先进之风日盛,涌现无数先进集体与个人;除了发奖状“以纸鼓励”,多伴有奖金或奖品。 独有一种模范,既非命名也不评比,没有精神鼓励更无“物质刺激”;享此“殊荣”者,谈不上多高兴,但也不沮丧,只是充满着酸甜苦辣咸涩的六味之感。这便是20世纪70年代曾在中国一些地方流行多时、被善意戏称的“模范丈夫”。     

“救国会”与晋绥抗战

“救国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20世纪30年代国难渐深时以上海为中心,由爱国民主人士为主发起、组织的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国民党政府却执意“攘外必先安内”,一向敏感于风气转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们慨于时局的危险,以多种活动形式表达他们的担忧,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受中共“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的影响,继《新生周刊》案件之后,邹韬奋等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不顾国民党的压制,于“生活书店”…     

“人工智能”曾被斥为“伪科学”

正前段时间的围棋"人机大战",引发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追捧。但在20世纪的中国,"人工智能"一度被斥为"伪科学"。最初是受到苏联影响。20世纪50年代,因为"人工智能"被苏联官方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伪科学",所以中国在50年代几乎无人研究"人工智能"。六七十年代,苏联放开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但因中苏交恶,中国学术界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国外关于古代、中世纪犹太妇女地位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学界对犹太历史的研究自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但“犹太历史教材中很少提及妇女”,人们也听不到犹太妇女的声音,很少了解历史上犹太妇女对自身的生活体验及其所思所想的描述。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曾经出现过有关犹太妇女研究的专著,但在学界就此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由此而大规模地展开,犹太妇女在犹太历史研究中处于“整体缺失”的尴尬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打破。20世纪60至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