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管理

抗战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的粮源基地,担负着前方战场军粮和后方民食供应重任,因此保证四川粮食运输的通畅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为此,国民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一方面设立了粮食管理机构以加强粮食运输管理;另一方面颁布了大量粮食运输法规以指导粮食运输,增强粮食运输力量,保证粮食运输安全。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后方军需民食的供给,对后方粮价的飞涨发挥了一定抑制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粮政的腐败以及粮运价格过低、运输手续繁杂等原因,粮食运输政策又未能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民参政会历届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粮食管制政策,并于1941年7月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扩大改组为粮食部,以统管全国粮食行政事宜。本组史料辑选自历届国民参政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从中可见抗战中后期至1947年间,粮食部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完善粮食储运政策等措施,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同时也在控制粮价、保证民食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对研究民国时期之粮政发展,颇有裨益。     

《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

正团结出版社2015年6月版,26.6万字,36元粮食攸关民生,平时极为重要,战时尤为迫切。八年抗战之所以能够获得最后胜利,与国民政府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使军粮、民食不致过分缺乏有关。本书运用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档案及农林部档案等大量原始资料,配合相关论著、报刊,及近年出版的《事略稿本》《蒋介石日记》,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粮食的具体供求情况及国民政府解     

谁来纳粮: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大粮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由安徽粮食库券谈抗战时期的粮食政策

1938年底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采取“以战养战”的新战略,即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同中国作战。国民党政府也对原有的经济体制作出相应调整,实行对敌全面经济封锁。粮食是保证战时军需民食的最基本品。旧中国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技术十分薄弱,粮食尚不能完全自给,平均每年输入洋米1500余万担、小麦900余万担。抗战爆发不久,华北、华东和华中的产粮地区大都沦陷,全国军粮民食之供给,只能依赖后方各省,形势严峻。     

1942—1945年间的粤东区食盐运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实行食盐专卖,粤东盐务管理局遵循盐专卖政策并结合自身特点,对食盐运销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改革,从而维持了盐运畅通,并保障了本区及湘、赣邻省的军需民食,还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盐价,对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盐税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区别。抗战期间的盐税政策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还是比较注重民食的,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而在1942年以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从内外交困到难以为继:战后南京民食配售问题研究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即着手在收复区稳固统治秩序,都市民食配售即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在美粮援助及国民政府上层人士争论中出台的民食配售政策,既面临国内粮源短缺的问题,又极大地受制于美国粮源;既存在军粮民食互相争夺、此消彼长的局面,各大都市也不遗余力争取配售资格;同时,民食配售又深受国共战场走向的影响。南京民食配售为战后民食配售政策的缩影,然而在法币严重贬值、金圆券改革失败、国民党军事一再失利、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等因素作用下,民食配售终究无法达成既长远又现实的目标,只能草草收场。进而言之,国民政府战后粮政的失当亦是导致国民党短期内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保甲与抗战时期浙江的粮食生产与征收——以龙泉县为例

1937年杭嘉湖等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后,浙江大后方各县面临粮荒。为了确保军粮、公粮和民食的基本供应,省政府利用保甲组织在大后方实施粮食管制,积极开展扩大粮食生产和粮食节约运动,并对田赋制度加以改革,加大征粮、借粮和购粮的力度。粮食增产运动使后方各县的粮食耕种面积扩大,粮食种类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确保了战时军粮和公粮的供应。在粮食增产、粮食征收中,保甲组织与乡镇保甲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战时粮食生产与管制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的征粮、借粮和购粮则侵占了民众的基本口粮,造成了饥荒,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乡镇保甲人员的身上。     

行政院经济会议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记录较为完整,但为学界利用不多。这里选辑刊出一部分,内容以有关机关报告、讨论战时军粮征购、物价平抑等事项为主,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粮物工价飞涨以及重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力保军粮、稳定市场以利抗战的情况。     

战时四川的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

抗战伊始,战局迅速西逼,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和沿海厂矿、学校络绎不绝的内迁,四川成为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这一形势令本来就欠发达的四川省农业更加捉襟见肘。正是以此为契机,为了响应抗战,缓解军粮民食之需,四川的农业临危荷重,通过改良农业技术以增加粮食生产。但是由于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加上抗战和自然灾害,这些又使得战时四川农业发展极其艰难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库券制度之研究

粮食库券制度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因征购粮食所付货币太多引起通货膨胀而发,是和征购征借制度相配套的产物。它由财政部与粮食部联合发行,一般是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征借则全部支付粮食库券,以每年田赋征实的实物作抵押,两年或五年后开始返还,分五年平均偿还。粮食库券的发行,使政府把握了大量粮源,对于供应军糈民食,控制粮食市场,稳定法币价值,挹注财政,作用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违规操作,又将其推向了人民的反面,可谓自掘坟墓。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

1940年,战时粮食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对粮食进行统制成为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共识。行政院、侍从室等机构的官员围绕部分统制和全面统制两条路径持续展开讨论,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行政手段、实施强力管控、变更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统制方案出现较早,但全面统制的思想传播更为迅速并渐成主流话语。卢作孚提出调剂供需进行部分统制,唐纵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加六项加强管理办法,将其升级为全面统制,遭到卢作孚的逐条批驳。在粮食危机刺激下,全面统制的呼声日高,陈方呈交强制分期平抑米价的全面统制方案,遭到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此方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仍得到通过。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反映出不同人群对于国家治理逻辑、治理模式、政府行为、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     

抗战时期的赤水河川盐运输

抗战爆发后,贵州人口增加,为保证全省军民食盐供应,贵州省在实行食盐统制的同时,执行运盐工人缓服兵役制度,发动民众赶运川盐,同时,对盐运工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在保证津贴发放的同时,适时调整运价,以保证抗战时期川盐运输与供应。     

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征了多少粮

抗战期间,国军人数剧增.从1941-1944年,国军需要补给的士兵从425万增至681万,粮饷遂成为极关键的大问题. 抗战之初,粮食问题尚不严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致交通阻隔,后方粮价大涨.如以1930-1936年的粮价为100的话,1937年12月为127,至1940年6月已是424.因粮价过高,军粮购买不易,国民政府遂在1941年设粮食部,在四川等21省实行“田赋征实”,农户改缴纳货币为上缴谷物.     

抗战时期日商洋行在安徽的商业垄断经营

抗战期间,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华中等占领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设立洋行,以便掠夺资源和倾销洋货。在安徽沦陷区,广设洋行,排斥华商,垄断贸易,对居民和商店实行"配售",倾销日货;指定日本大商行负责所有军粮等采购,形成上下层级分明的洋行购买组织,垄断商业。其商业垄断经营形式多样,危害很大,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及沦陷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权力与监督:抗战时期四川省县长权责的扩增与民意的运用

抗战时期,作为举足轻重的抗战后方基地,四川负担了战争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和兵源供应。而要筹集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基层行政显得至关重要。藉新县制的实施,国民政府采取了扩增基层行政官吏尤其是县长权责的途径,以增强向民众筹集资源的力度。尽管此举基本达成了筹集足够资源以支撑抗战的目的,然而也助长了县长贪腐的行为,以致官民的关系紧张。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开放民意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既有动员民众协力抗战之意,也有监督制衡县长以拾取民心稳定后方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