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碎中演绎的深刻--论苏青现实主义经典《结婚十年》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与张爱玲齐名的优秀女作家苏青,在小说实践里开辟了一种新现实主义路径。她的小说文本用女性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上海现代妇女所面临的家庭、社会等复杂问题。〈br〉 苏青的《结婚十年》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小说以细腻平实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从结婚到生女受歧视,从组织家庭到夫妻离异的全过程。《结婚十年》出版后曾一度遭到各方的批评甚至责骂,解放后又一度被列为禁书,有观点认为：“出现于张爱玲、苏青笔下的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意识不相干,是由男人与女人的婚姻和恋爱等故事所构成,由衣、食、住、行、性所构成,因此这些故事与人物,决非英雄主义的,甚至不无琐碎、平庸、低级趣味主义的倾向……”然而,笔者认为《结婚十年》绝非是用简单的“琐碎”堆砌起来的,相反正是这些不凡的“琐碎”使《结婚十年》成为现实主义的经典,苏青用“琐碎”展示了女性细腻优美的心理世界,演绎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特殊的时代特征,也在“琐碎”中透射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一）把《讲话》当作圭臬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     

文史情怀 老当益壮 再鼓风帆

正我1943年出生于粤东潮汕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我们,让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这个贫农子弟才能够上学读书,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不断成长。一、钟情文学,更立志做人我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父母却识字晓理,爱读书。父亲劳动之余,常给大家讲《杨家将》《水浒》等古代小说里的故事,还给我们兄弟姐妹讲《千字文》《三字经》。母亲则常常在晚上做完家务之后,用《潮州歌册》的形式给邻居的婶姆们唱《秦香莲》《陈三五娘》等剧目。由于受     

良师的艰辛与辉煌--记索峰光老师对我的引导与启迪

1979年11月,我突然接到参加《长江艺》小说创作培训班的通知。说突然,因为当时我已年过40,仅仅由于爱好,曾在那年7月的这家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不要靠拢我》。虽说是坛圈外人,但我知道在“唯楚有才”的湖北,发表过一两篇甚至更多作品的业余作遍地都是,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比     

我叫『活着欢』(五)

1962年上半年,我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走红”了。不是由说相声、唱快板、唱大鼓或唱歌“红”起来,而是由一本书——罗广斌、杨益言合的小说《红岩》,而我将它改编成了评书,一下子说“红”了。     

冰心:拥有万千“小读者”的文坛巨星

童年的冰心,在美丽的烟台海滨,时常伴随在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身边,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被父亲的朋友们夸赞为“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她沉醉在母爱、童心、大海环绕着的爱的世界里。 1919年,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冰心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历程,很快展现出非凡的艺术才华。《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小说以对当时社会问     

东夏国都城开元治址再议

蒲鲜万奴东夏国都于开元,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探讨似可定论。但东夏国都城开元究竟在哪?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赵鸣岐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发表《东夏国都城上京开元考》(以下简称“赵文”),对拙文(《开元城史地考略》,《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有所驳议。我对此只是在金毓黻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东夏国都城开元不在双城子,并辨析了朝鲜史书对开元的记载。我认为这个问题仍可商讨,再议于下:     

邓颖超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生长在满族一个封建贵族家庭里。祖母认为“官宦人家”的子弟,不能到外边去上学,就在家里设了３个书房,分教国文、算术和英文。祖母的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她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只准我上国文课,读些《女儿经》、《女诫》、《烈女传》一类的书,而我偏要学英...     

《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意图与民族意识

清代小说在创作倾向上,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不少作品都笼罩着这种悲壮伤感的情绪;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封建士人还对清王朝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借小说以扶持纲常、劝善惩恶、淳化民风,把儒家“文以载道”的观念推向极端,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成为拯救封建王朝命运的工具。因而写出了“警世小说”《醉醒石》、《照世杯》;“医国小说”《岭南逸史》、《野叟曝言》;“教育小说”《歧路灯》;儿女英雄小说《绿牡丹》、《争春园》等等。出现了许多封建伦理道德的完美化身式的人物形象。在这种时代巨变之前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满族作…     

鲁迅的乡恋与乡愁

我初读鲁迅的小说,尤其是《阿Q正传》、《药》、《离婚》和《祝福》诸篇,总以为他对故乡过于苛求,甚至于有点吹毛求疵。我想,这大约是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经历了家庭从小康而坠人困顿,在人生途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因而就迁怒到这些人和这些事上去。不仅如此,我还听说他还不愿把“绍兴”二字填入乡贯一项。后来再仔细的读他的书,觉得自己这些想法是很幼稚并且是错误的。     

一个满族作者的反思

我是一个满族文学作者,从1934年十四岁开始文学创作,到1941年底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东北沦陷期从事业余创作七年。在我最初的散文《呼兰旅游漫记》和《风筝的悲哀》里,除了生活实情,我表达的是对童年居住过的呼兰的乡土眷恋。短篇小说《庙会》写的是在我家帮厨的一个鳏夫,一生平静独居,是我在小说里让他去追求一个寡妇的,他受到揶揄,没有成功,表达了我对他的一丝同情。《醉妇》(见86年8月号北京《丑小鸭》杂志)是我幼年的邻居,她自杀了,原因不明。我写她是由于失去爱和过于寂寞而死的,反映着我幼年孤独的心情。在小说《父与子》里,     

朱文 我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

朱文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1994年辞去公职,现为自由作家。著有诗集《我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有美元》、《因为孤独》、《弟弟的演奏》,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1998年,发起并主持了名为“断裂”的活动,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出问卷调查,这是当代青年作家对现存文学秩序的一次集体反思。1990年代中期“触电”,写过电影剧本《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自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在2001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     

我的名字叫故宫星巴克

2007年1月12日,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发现故宫的某个建筑里开着美国品牌咖啡店星巴克,他在博客里对此大声抗议,引起了一场世界遗产里该如何进行商业经营的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故宫星巴克事件如同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两者有着同样的繁缛和枝蔓丛生,若干章节分别可以叫“我,芮成钢”,“我的名字叫故宫”,“人们称我为爱国主义”,“我的名字叫星巴克”等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故事看作一个谋杀案,一场全球化对天朝上国优越感的谋杀。星巴克是否该被请出故宫只是整个故事的冰山一角,在它的下面有着一个超级庞大的实体,它包含了文化遗产的管理体制、商业道德、全球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帝国主义、世界主义、东方学、符号学等等。就让我们模仿《我的名字叫红》的小说结构,来讲述一个与故宫星巴克有关的故事。     

母爱，一份沉甸甸的记忆——史铁生《合欢树》赏读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了《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山顶上的传说》等多篇小说。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分获     

城南边，一曲骊歌——论《城南旧事》蕴涵的悲悯情怀

《城南旧事》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全书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以诚挚的感情和笔触追述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的“我”身边的一系列旧事。小说通过“告别”这一主题,即告别故乡、告别亲友、告别童年,浸透着淡淡的哀愁和深深的悲悯情怀。     

书与人

《惨败》作为“无命运的人生三部曲”的第二部,《惨败》是《无命运的人生》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后完成的书,包含了小说本身和被拒经历两个部分。“小说套小说”结构的引入,使《惨败》的氛围更加玄虚而微妙。小说试图表明一个被战争和政治恶化了的社会     

学界神仙伴侣

大学时代我读过靳凡的小说《公开的情书》。小说由43封书信组成,抒写了当时一代青年对理想、爱情、事业和祖国命运的勇敢探索。我被小说中的主人公真真和老久深深吸引。1980年念大二时,又读到了金观涛和刘青峰的长篇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那时候,我整天钻在故纸堆里,读完这篇论文就像呼吸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朱德和他的女儿朱敏

朱敏的自述《我在纳粹集中营》公开发表后,这个中共革命先驱者的女儿,终于54年后,将深埋在心中多年的一段惨痛往事,原原本本地昭示于世人。一时,全国各地有20多家报刊陆续转载,其中《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转载4天。《红樱桃》上映后,不难发现,观众确实将电影中的“楚楚”和朱德女儿“对号入座”了！但是,楚楚并不等于朱敏,朱敏也不是那个“楚楚”。“楚楚”留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耻辱标志,朱敏却留下了终身不能愈合的心灵创伤。她14岁才识得父亲朱德当年在黄土高坡的一个窑洞里,曾伤感地对一位美国记者叙述了他的家庭生活。“我…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始末

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印刷图书公司出版了赵家璧主编的大型文学丛刊《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这套“五百万字选材,二十万字导言,布面精装十大部,定价大洋二十元(预约一次付款十四元)”的丛书,收集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的主要资料,是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论和作品的大型选集。全书由蔡元培作总序,每集前由编选人作导言: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第三集《小说一集》(茅盾编),第四集《小说二集》(鲁迅编),第五集《小说三集》(郑伯奇编),第六集《散文一集》(周作人编),…     

《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中“向后看”的历史意识

“向后看”的历史意识贯穿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始终。文章从《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入手,研究威廉·福克纳小说中“向后看”的历史意识。主要分析了在北方资本主义制度冲击下作为南方庄园主后裔的福克纳小说中“向后看”的意识形成的原因、“向后看”的意识在福克纳一系列小说创作尤其是文章的研究对象《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中主要表现以及福克纳本人在小说创作中对于这种意识的批判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