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马车形制研究

秦汉时期的马车分单辕马车和双辕马车两种,单辕车为主,双辕车次之。本文依据车舆以及马车结构上的变化进行类型学上的分类,以期获得马车在该时间段内演进的大概脉络,同时也能提供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类似马车时代的判定标准。     

秦汉简牍中的“致书”与“致籍”考辨

致书和致籍是汉简中的一类重要的文书,目前对它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本文认为作为通关文书的致书或致籍是津关收到的有关门部门对所管过关人员的情况通报,或是事先对过关人员过关时的登记,是他们检验、放行的凭证,符传与致书并用,津关案验符传与致书的记载无差,方得出入。     

秦汉社会的木炭生产和消费

秦汉时期,木炭作为主要燃料之一,被广泛使用于民众生活以及手工业生产领域如冶金、制陶、煮盐等诸多方面。规模巨大的木炭用度,造成了林木资源的过度破坏,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生态效应。两汉社会生态恶化以及自然灾害频发,与此有密切关联。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与问责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行政事务的完成明确限期。以限期为中心的效率规定在秦汉政治中具有普遍性,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行政立法之中,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和日常行政运作关系更为密切的文书命令中。秦汉时期,效率规定已经有了和唐代类似的、比较科学性的规律性。针对违反"效率规定"的行为,秦汉政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问责机制。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1],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战国、秦汉之际的陶器生产在我国陶     

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

西汉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人曾对秦朝历史的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出现了过秦与道秦的两种不同声音。贤良文学的过秦是汉初过秦思潮的继承和延续,意在引起人们对秦朝速亡教训的思考和警觉,从而论证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也存在着对秦朝的历史地位肯定不足,对法治主义全盘否定的历史局限。以桑弘羊为首的部分执政者,赞扬秦朝的历史人物,肯定秦朝的历史地位,意在坚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路线,维持汉武帝时期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他们一改汉代过秦的旧论,突破对秦朝历史不敢道的藩篱,在对秦朝历史的研究与评价上是有贡献、有突破的。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三峡地区秦汉时期家族墓初探

一、秦汉时期家族墓的一般情况关于家族墓的含义,可以徐苹芳先生的看法为代表:秦汉以来,随着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族葬墓地逐渐消失和改变,代之而起的是家族葬。在一个大墓地中,出现了若干不同姓氏的、以家族为单位的茔域。家族墓在古代文献中往往称塚(冢)次、先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官吏择任上,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在体制方面,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消;在体系构建上,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