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从整体上进行的,他把每一个文明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比较研究。他的整体论思想与中国有着内在的联系。他认为“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是理解人类文明的关键。汤因比不仅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太极阴阳之说,并且用这一学说来解说自己的文明理论。他不仅运用这种阴阳学说的基本观点解释中国文明历史的进程,而且他还以此来解释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与历史行程。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文化概念(外一篇)——关于文化的读书札记之三

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有他自己关于文化或文明的概念,别具一格。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可用来指谓或"称呼"某种"长时段的历史",不过,"这种长波的历史,这种远距离的历史,这种环绕时间公海周围的大海、而不是谨慎的从来不会偏离陆地的航行——这种做法,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称呼它,它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它的有利之处在于,它迫使你以一种你不习惯的方式去思考和解释问题,从而就可以把历史解释当作开启你自己时代大门的一把钥     

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下)

这就是汤因比所“发现”的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逃不出这一套“规律”,亦即都要经过上述的四个阶段。 汤因比用他的“四阶段论”作为公式,牵强附会地到处乱套。例如,他硬用这个公式来解释中国历史,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魏、晋是“间歇时期”;大乘佛教的传播是建立起大一统的教会;而旧时所说的“五胡乱华”便是“蛮族”大迁徙。这乍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但隋、唐和隋、唐以下的历史又如何用“四阶段论”来解释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直连续向前发展的,从来没有中     

陈寅恪的文化史观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江西修水人,中国著名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治学范围广泛,学问博大精深,成就卓越不凡;但陈寅恪研究历史又与众不同,即他主要是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①,并在历史研究之中融入自己深刻的文化关怀。陈寅恪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与钱穆等人又有所不同。他没有留下正面阐述其文化历史观的论著,兼之他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都颇为独特典型而又错综复杂,因而,研究他的文化史观就显得颇为不易。当年杨树达在致陈寅恪的信中谈到：“…     

“文明”与《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观

西方古典教育的背景奠定了汤因比历史观的基础,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构成了汤因比历史观的生成背景,个人命运的沉浮荣辱又为汤因比反思自己的历史观提供了不竭的外部刺激和动力。将历史研究与对国际现实问题分析结合起来,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现实关怀和未来指向的特质。饱受争议的"文明"概念和《历史研究》不仅是分析汤因比历史观的重要依据,也是造成其历史观矛盾性的主要因素。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导致了汤因比的历史观兼具了循环论和终极论的特征,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观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也是其超越了特定时代精神的学术馈赠。     

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

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与人类学对话的主要范畴 ,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族群问题等 ,都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历史研究不仅要阐述人们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的能动性 ,也需要反省历史叙述本身如何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被结构化 ,而这种结构又如何推动和规限人们的行动。     

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

汉唐时期朐山—郁洲滨海地域围绕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海龙王庙等庙宇而展开的社会文化史,主要表现为地域社会内部在分化、对立与冲突中逐步统一,同时向外部不断扩展、进入王朝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更具开放性的"文化人群"中的历史过程。生计方式、交流与贸易、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神明信仰与奉祀乃是影响与制约滨海地域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四个核心要素。以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以及海龙王庙为中心形成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本质上是"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滨海地域的社会,是海陆人群共同营构的社会;滨海地域的文化,乃是海陆因素兼具的文化。     

符号文化中的历史——卡西尔的史学观

20世纪以来 ,历史与文化的交汇 ,依两大方向在深入进行。一个是来自历史学家的文化形态史观、总体史理论和新史学思潮 ;另一个是来自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非历史学家的文化体系的构建。前者如汤因比、法国年鉴学派、巴勒克拉夫 ;后者如马克斯·韦伯、本尼迪克特、卡西尔等。如果说 ,前者为拓展型 ,不断地打破历史学的藩篱 ,将历史学带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那么后者则属于统摄型 ,不同的各类学科依各自构建的文化体系 ,反扑历史 ,从而使历史学成为文化中的文化。尤其是卡西尔 ,作为哲学家 ,在其人类文化哲学体系里打开了一扇…     

中共历史学怎样研究文化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问题, 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值得考虑:其一,将中国共产党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的内容,即要把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不同发展阶段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理论和实践中体现出来。其二,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的不同发展阶段、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仅要从政治、经     

马克壶主编《世界文明史》出版

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明史为开端,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明多元论”,以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和出版从此方兴未艾。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力与传统文化

本文基于对文化概念及其构成要素以及文化力概念的认识,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文化力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作者还论述了传统文化主体机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及价值取向。指出文化力与传统文化主体机制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传统文化是文化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文化力的思想源泉;如何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变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力量即文化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

本文以他者哲学为出发点,结合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文化相遇历史的方法论。作者首先讨论了曾应用于明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研究的三种不同框架:一是以传播者(即传教士)及其贡献、影响为主体的传播类框架;二是以文化传播的接受者为研究主体的接受类框架(如"中国中心观");三是创新类框架,指向接受者及其文化的形象是被文化传播者建构出来的这一符号事实;随后提出了第四种互动交流类框架,通过强调传播者、接受者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对前三类框架做出进一步的改进。作者认为,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应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交换的结果:新的文化产品(一种文本、一个形象,或是社会网络)。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关于他者的艺术",通过它历史学家接受自己的身份也是被他者所塑造的。对他时、他地、他文化的文化重构不仅需要历史学家去观察,历史学家自身也要允许被观察。     

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

正一、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欧洲和北美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1954年,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首次称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为"后现代"。198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哈桑(Ihab Hassan)用"后现代主义"来指代这种庞杂、极端、充满矛盾又捉摸不定的思潮,并归纳出它的几十种特点,如强调偶然、对立、区别、分离、解构、去中心,等等。后现代主     

从鲁迅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与挣脱看中国传统文化

鲁迅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是双面的,他对于道家思想的反应也是双面的,既有接受也有批判,二者相结合才产生了鲁迅作品中的复杂性,而我们在看待传统文化时,这种批判继承的精神也是不可缺少的。     

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雷海宗早期文化思想研究

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或称历史形态学),是指运用比较的方法(或称统相的方法)研究各种独立成体系的文化,以发现其异同,其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这种对文化历史的根本看法就是文化形态史观。雷海宗运用这种史观于中国历史的解释,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两周说。所以,文化形态史观和中国文化两周说就构成了其早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顺服与反抗:关于“天子地”故事的文化分析

"天子地"是中国民间故事很常见的一个类型。借鉴文化记忆的理论,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正统论"入手,尝试分析该故事类型作为一种"神话化的历史",如何深刻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双重文化记忆,即"作为顺服的回忆"和"作为反抗的回忆"。而风水术数作为一种象征文化系统或知识—实践体系,参与阐释和传达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思想传统,进而左右了中国人在"事生事死"活动中的历史心性、行为模式。     

礼俗文化的再研究——回应文化研究的新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结构,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平民百姓,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形成百姓日用之学。在这种文化模式中,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渗透,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人群对伦理价值的认同,也培育了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普遍心态。礼俗文化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要从生活方式发端留下历史的因缘。从学理上重新建树礼俗文化的知识系统,是深化中华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在文化研究凸现生活主题的思潮中,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是中华文化面向新世纪的又一使命。     

历史时间与时间历史——基于雅克·勒高夫史学时间观的双重视角

自马克·布洛赫揭橥史学是"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以来,年鉴学派的史学时间观就备受关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复线时间观与"长时段"理论,由此构筑了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定框架。雅克·勒高夫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进而把时间概念转换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在年鉴学派中,布洛赫与布罗代尔并没有直接把时间本身作为讨论对象,而勒高夫则与之不同。他一方面探究了过去与现在的互动关系问题,解释了其理论进程如何更新着当代史学的定义;另一方面,他还考察了中世纪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中的多种时间形态的共生或矛盾关系,并揭示了中世纪时期时间观念的演变过程。据此可知,时间不仅是历史思维的尺度,而且也是史学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