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东汉画像石里展现的体育娱乐活动

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不乏反映其时社会流行的体育娱乐活动的画面,而且常处于画像石墓最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体育娱乐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忽缺的.画像石中展现的体育娱乐项目包括:骑射、搏击、博戏、乐舞百戏、斗兽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真.能够让今天的人们追根溯源去找寻中国古代体育的脉络,回味两千年里各项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演化,为祖先坚强的精神体魄与高超的体能技巧感到自豪.     

唐代胡人袒腹俑形象研究

历年考古发现的唐代胡人袒腹俑,形象粗犷怪异,姿态独特,其艺术造型一直迷惑不解。本文首次指出胡人袒腹俑不是牵马俑或牵驼俑,而是故意挺肚袒腹露胸表演幻术的外来艺人,也是西域胡人标识性的"胡俗"文化符号。胡人袒腹俑与舞蹈奏乐俑、狞猎骑射俑摆放在一起,证明其具有特殊技艺,他们均穿袍服,手势造型独特,实际是幻术中的手彩戏法,眼神、表情配合着千奇百怪的魔术,并且都应是不受场所限制的即席献艺,有着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特征。     

古代敦煌狩猎生活小考

敦煌偏居西域一隅,历史上少数民族林立,民风勇武善骑射,狩猎在古代敦煌民众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敦煌文献和莫高窟壁画中狩猎材料的释读,可知敦煌狩猎活动从最初的经济目的逐渐演变为游艺活动,带有显著的休闲娱乐色彩,尤其是鹰猎游艺更成为当时敦煌上层社会的身份象征。     

金代骑射体育活动的作用

骑射体育活动是女真人尚武习俗的具体体现,有金一代,骑射类的体育活动发展几乎伴随着金朝国势的兴盛与衰落而起伏。金代统治者提倡骑射体育活动,绝非强身健体那么简单,有诸多政治因素在起导向作用。金代骑射体育活动的作用大体有:保持了女真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其民族凝聚力,保持了其国民勇武善战的军事实力等。     

战国时期魏国西河与上郡考

战国时期魏国上郡与西河的范围,学术界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在梳理有关史料记载和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传统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即魏国西河应包括今陕、晋黄河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郡在西河以北。从战国史籍记载来看,魏国西河还应包括上洛一带,将西河、上郡理解为一事的意见是错误的。本文还结合战国文字资料,分别考察了魏国西河与上郡的范围、属邑,以及西河与秦汉时期的内史在行政区划上的演变关系。     

陕西东汉至北朝的都城和王城

东汉定都洛阳,长安虽降为京兆府,仍习惯称“西京”。东汉至北周,长安虽几经易帝,但它大部分时间仍为避难邑城或都城。此外,汉中、三辅、高奴、上郡还出现过不少农民政权、割据政权或夺取帝位时的临时都城。拙文试作以简要考述。     

唐代猎俑与狩猎活动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畋猎”、“校猎”、“游猎”,“射猎”,“马猎”、“弋猎”等。最初 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以来,历代统治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天子的田猎一年四季定期进行,还各有名目,《左传·隐公》中即有“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之称,并言“皆於农隙以讲事（武事）也。”通过狩猎一方面为飨祭宗庙祖先取得祭品,另一方面则练习骑射军旅。在狩猎中不仅能显示人的勇敢精神也检验了将士们互相配合的实战能力。     

嘉绒藏族猎人吊鹿子

生活在大渡河上游崇山峻岭之间的嘉绒藏族,善骑射、好狩猎,并且有神秘的猎神崇拜。猎人中有一部份被称为“吊鹿子”的,他们主要依靠在鸟兽出没的山道上铺设绳套机关来捕获猎物,据称,他们还掌握有一套严密的咒语法术。吊鹿子们共同供奉的猎神叫“卓大山王”,他的神龛...     

唐代狩猎俑与狩猎活动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畋猎”、“校猎”、“游猎”、“射猎”、“驰猎”、“弋猎”等。最初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以来,历代统治者多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天子的田猎一年四季定期进行,还各有名目,《左传·隐公》中即有“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之称,并言“皆於农隙以讲事(武事)也”。通过狩猎一方面为飨祭宗庙祖先取得祭品,另一方面则练习骑射军旅。在狩猎中不仅能显示人的勇敢精神也检验了将士们互相配合的实战能力。因而狩猎既是一项国之大典,也是体现尚武精神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战国时期,赵王的一次兴师布阵的田猎活动竞使魏王误以为大兵压境。秦汉以后,狩猎也成为帝王贵族悠闲享乐的一种娱乐活动,汉武帝刘彻即“以驰逐野兽为乐”。     

评析满族骑射之变迁

“骑射”是满族的旧俗,源于射猎,由来已久,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骑射”在狩猎和军事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清代满族统治者将“骑射”作为“国策”定为“恒制”,以保持“马上民族”、“国语骑射”的本色。从而增强民族的内聚力,维护统治地位。后来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骑射”在军事上的作用的减弱,并非它的衰落,而是进步的表现,作为体育活动,其文化娱乐,健体强身的功能,继续保留、传承下来,并有所发展。     

《汉书》正误一则

《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冬十月“还,同黄帝于桥山”。注引应劭曰:“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9页) “周阳县”,误。应为阳周县。《汉书·地理志》载:“上郡,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武帝元封元年”:“上乃还,祭黄帝冢桥山。”注引应劭曰:“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可知武帝所祠黄帝冢在上郡阳周县桥山。应注本为“阳周县”,不误。而点校本误为     

《汉书·地理志》所记先秦地理与石峁城为上古帝都之解读

秦汉"上郡"之"上"是对黄帝之敬称或避讳,因黄帝陵所在和黄帝生前活动之地即为上郡。《汉书·地理志》远绍《禹贡》和《周官》,其所记秦汉上郡与其境内的有关遗迹及地名应该都是周代的地理,保留了存留在周人记忆中的关于黄帝部族活动的历史信息及周人早期兴起与迁徙过程的重要信息;《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互相印证,反映出秦汉上郡曾为黄帝部族活动的中心地,以及黄帝部族后来向南迁徙的历史事实;石峁城作为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以及其与上古史之紧密联系和巧合,称其为上古帝都应该是名副其实。     

“东三省人杰”额勒登保

正位于今东北名城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这里曾是女真人的乌拉部王城所在地,后被汗王努尔哈赤征服。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廷把这里变成东北物产供应之地,称这里为打牲乌拉,称这里的满族人为乌拉人。"打牲"满语虞猎之意;"乌拉",满语沿江的城市。"打牲乌拉",城市沿江的虞猎之城。史书上记载,乌拉人"骑射尤其所长"。据《吉林通志》序云,清朝"开国功臣隶吉林者十六七"。"隶吉林者"就是     

扒龙舟盛景 佛山市博物馆藏广彩瓷盘释读

<正>扒龙舟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对划龙舟、赛龙船的本土称谓。此地自古水网密布,泛舟猎鱼是当地人基本的生活技能,水上竞技和祈福活动由来已久。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番禺(今广州)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对每年端午节期间的赛龙船有"岁五六月斗龙船",主办者给全胜者赠"与状头标,张伎乐,簪花挂红"1的记载。可见扒龙舟是珠江三角洲一带     

东汉七乳镜的源起和发展

东汉七乳镜是在东汉早期兴起的一种铜镜样式,它和五乳镜、六乳镜一起从多方位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但是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五乳镜和六乳镜的设计思想和画面内容;它代表了更为古老而深邃的七曜之说,并在此基     

清代八旗索伦的骑射教育

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宗旨的骑射教育,是清代八旗索伦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教育内容及其目标来看,通过贡貂之役、春秋会操、旗学教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进行的骑射教育,实质上是以马步骑射技能训练为主的军事教育。这种技能性的军事教育不仅为清王朝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同时也对八旗索伦保持以渔猎化为核心的民族特征,维系以骑射为特征的化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榆溪塞”蠡测

榆溪塞又称榆林塞 ,是蒙恬在打败匈奴以后设置的一个重要关隘。由于史书对榆溪塞的位置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每当人们提到榆溪塞时往往感到费解。自三国以来 ,曾经有一些学者对榆溪塞的位置进行过解释 ,但说法很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 ,榆溪塞在秦上郡治所北边 ,即今陕北榆林市北部一带。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中说 :“河水又南 ,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诸次山……其水东径榆林塞 ,世又谓之榆林山 ,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自溪西去 ,悉榆柳之薮矣。缘历沙陵 ,届龟兹县西北。故谓广长榆也。王恢云 :树榆为塞 ,谓此矣。”另一种观…     

清代东北围场论略

“国语骑射”作为清代基本国策,为保留八旗兵具有国语骑射的特技,清廷先后设置京畿永定门外的南苑围场.热河木兰围场、盛京围场、吉林围场、黑龙江围场。五大围场中东北占有其三。笔者疏拢了一些关于东北围场的资料,试就东北围场有关问题加以论述,求教史界。 一 清代东北围场最初设于天命四年,康熙年间分为三大围场。据光绪三十四年版《西安乡土志》载:“国朝天命四年,灭叶赫后设大围场”。《东三省政略》也载:“天命四年九月壬申,克叶赫东城,降西城,设盛京围场协领管守。”①由此可知,天命四年,努尔哈赤于叶赫故地草创东北围场。天聪、崇德年间,清太宗皇太极经常至围场狩猎。天聪六年十月丁亥,皇太极“率诸贝勒出地载门,往猎于叶赫地方”②。翌年十二     

试论我国猎首俗的起源和演变

我在《中国南方猎首古俗试探》(以下简称《试探》)一文中认定:猎首习俗曾经广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存在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农业民族之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猎首民族的猎首活动中,还伴随着制作人头形象的行为;这种人头形象制品,不仅作为猎首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存在,还常常是我们认识、甄别猎首文化的指示物.本文试图进一步论述猎首习俗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情况,谬陋处请教正.     

简论儒学在东汉的发展与传播

儒学在东汉得到很大发展。东汉初几位皇帝都好儒学,经过他们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东汉地方官员也主动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东汉提倡聚众讲学,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