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一:建文帝遗踪之灵永寺

正灵永寺,位于百花湖西南岸,始建于明初,清咸丰八年重修。灵永寺前眺百花湖,背靠云归山(大青山),湖光山色,美景如画。寺内有记述建文帝避难于此间的残碑。近年来,贵阳市观山湖区百花湖畔的灵永寺,因传说是建文帝避难之处而广受关注。灵永寺,位于百花湖西南岸三屯村中十村民组,距贵阳市中心22公里、观山     

前言:我们这样做课题

正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先不要下结论建文帝是否到过贵州。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去解开建文帝传说这个谜。寻找建文帝在百花湖乡的遗踪并形成调研报告,观山湖区区委宣传部给我们的时间是3个月。提供的材料非常有限,主要就是百花湖畔的灵永寺几年前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建文帝在此避难。另外是贵州布依族作家弋良     

寻迹二:灵永寺周边遗址考察

正在历史上,灵永寺周边有不少寺庙,主要有水月山寺、玉皇阁、武显庙,中九有一个大庙,还有一个尼姑庵。水月山寺遗址和老鹰岩屯堡遗址据中十村70岁老人黄志介绍,在历史上,灵永寺周边有不少寺庙,主要有水月山寺、玉皇阁、武显庙,中九有一个大庙,还有一个尼姑庵。他说,建文帝来的时候,就住在玉皇阁。更远一点的地方,花桥有祖师殿,云归山有大庙,姜家堡有观音洞,九龙     

建文皇帝避难遗址——灵永寺

灵永寺,位于清镇市百花湖乡三屯村中十组百花湖畔,距清镇市城区12公里,离百花湖乡政府驻地约4公里。百花湖一带山清水秀,被人们美誉为“小桂林”。湖北岸山峦起伏,似婉蜒翻滚的巨龙,从云归山腾云而下,戏饮百花湖的绿水清波。灵永寺始建于明初,占地200平方米,有正     

百花湖畔灵永寺

灵永寺,位于清镇市百花湖乡三屯村中十组,距清镇市城区12公里,离百花湖乡政府驻地约4公里。百花湖一带山清水秀,被人们美誉为“小桂林”。湖北岸山峦起伏,似婉蜒翻滚的巨龙,从云归山腾云而下,戏饮百花湖的绿水清波。巨龙俯首之处,林木葱郁,青瓦炊烟,有一个宁静祥和的小山村——“中十”村落后的半山、茂密的森林中半露出青瓦高檐,那便是灵永寺所在。寺宇始建于明初,初不叫灵永寺,名曰“墨石”。康熙癸亥(1683)年间,复修扩建,增右面厢房2间。之后,百余年失修,日渐破败。乙亥年春(嘉庆二十年1815),中十众姓捐金再次修复,并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     

残碑欲说建文事

据说,开中国树碑立碣之风者,为秦始皇。那年他统一中国后,便踌躇满志巡行各地,并在名山大川刻石记功。从此,中国又添一国粹,神州风景线上,便有了许多人文点缀。更珍贵的是,碑文中有关政治经济人物及文化活动的记述,便是成文的历史。在山青水秀景色迷人的贵阳百花湖畔,一个叫“中十”的村寨里,也有了一座建于明初的庙宇灵永寺,寺中也有了一块石碑。只是岁月的风雨已将灵永寺侵蚀得破败不堪,寺中的石碑也已经残缺不全,只留“皇太孙建文帝避难此间,肇锡以名……并谓神灵地灵人亦灵也……修庙纪念皇孙避难……”的文字依稀可见。却依然能让今人穿过时光的     

建文帝隐藏闽侯雪峰寺与郑和谋面之我见

通过对福建闽侯雪峰寺的细致考察,结合《罪惟录》与清代《江宁县志》等史料分析,提出“建文帝曾藏身雪峰寺并与郑和谋面”的推断。再通过研究《雪峰山志》历代主持的事迹认为明永乐时期主持雪峰寺的洁庵禅师安排隐匿了建文帝,而永乐十七年胡滢也为追查建文帝下落来到雪峰寺,还留下碑刻。福建闽侯雪峰寺是建文帝逃难隐居最重要地点之一。     

南京开辟“郑和旅游专线”游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源发地,存有郑和遗址近二十处,2003年以来南京市、区两级政府投资4个亿打造“郑和专线”,目前龙江宝船厂、静海寺、天妃宫、郑和公园、郑和墓、浡泥国王墓、净觉寺七处“郑和景点”集体亮相。金陵大报恩寺、稳船湖、碧峰寺、十六楼遗址、马府故居、四夷馆遗址、郑和修建翁堂浴室等十多处遗址有待开发。     

观山湖区

正观山湖区原名金阳新区,是贵州省会——贵阳市为缓解老城区拥堵、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在2000年左右应运而生的。2012年底,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原金阳新区的基础上又划进了周边区几个乡镇,正式设立、命名观山湖区。区内有百花湖风景名胜区、观山湖公园、明代古堡和石林公园,是贵阳最具活力的一个区。     

这个夏天,我们在百花湖乡寻找建文帝遗踪

正2016年夏天,为落实省委陈敏尔书记考察观山湖区时有关“发掘好建文帝的历史传说,讲好明朝故事”的指示精神,受观山湖区区委宣传部的委托,一个由《贵阳文史》杂志社组成的专家团队,在观山湖区的百花湖乡展开了一项考察,寻找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的遗踪。《贵阳文史》的执行总编马晓麟是课题召集人兼策划,专家团队的主要成员如下:成建三,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委经济决策咨询专家,研究方向是区域新兴产业规划。徐新建,来头比较大,四川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委托)项目首席专家、     

甘肃新增五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回顾

甘肃新增五处世界文化遗产中,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是“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分布的以佛教石窟为主要历史功能的宗教遗迹遗存的代表;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是“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分布的以长距离贸易交通活动保障为主要历史功能的交通及防御遗迹类考古遗址的代表。     

新加坡演播中心来南京拍摄郑和遗存

受宁德市政府的邀请,南京大学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潘群,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编审、明史专家马渭源,我会副秘书长郑自海、郑和第20世孙郑宽涛于2009年8月26日至28日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访问。期间考察了上金贝墓、上金贝村和郑岐村、支提寺等历史遗址,出席了在闽东宾馆召开的“建文帝陵寝与宁德上金贝古墓”研讨会。     

江陵陀江寺古文化遗址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荆州地区及江陵县文物考古人员于江陵县境内省辖菱角湖农场,反复调查了一处属于战国时代的古文化遗址——陀江寺遗址(该遗址在明古时期曾建有一陀江寺,后寺宇废弃,其寺名却成为该地地名而被沿用下来。考古人员将该遗址命名为陀江寺遗址。)现将该遗遂的调查情况介绍如下: 一、遗址外位置及外貌     

元明时期栖岩禅寺小考

栖岩禅寺历经1450余年,但受文献史料时代限制,研究成果多止步于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或有涉及其后栖岩寺历史,多以明清游人诗作为据。本文结合栖岩寺上寺遗址现存元明碑刻及栖岩寺塔群等实物资料对元、明时期栖岩寺历史进行考证补充,以期完善栖岩寺历史脉络,丰富其人文历史内涵。     

磁器口 从前的故事

源于龙隐,得名瓷器磁器口,位于重庆沙坪坝区内,紧临嘉陵江,是重庆最为著名的古镇之一,也是老重庆的完整缩影。磁器口因寺而建。据传说,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当时魏大臣尉迟迥伐梁平蜀时在此建庙,以佑平安。到宋真宗咸平年间,此处因建有白岩寺而得名"白崖场"。明建文年间,因叔父朱棣篡位,建文帝朱允炆流落至此,于宝轮寺中削发为僧。后来,世人为纪念真龙天子落难时隐藏于此这一段历史,将"白崖场"更名为"龙隐镇"。     

逼近史实:建文帝贵州避难行踪推测

正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建文帝曾经到过高峰山万华禅院,与第一代住持秀峰和尚有所交往。建文帝在此系统阅读佛经,并且注释《楞严经》和《法华经》这两部重要的佛教经典,他在注释上署名文和尚。建文帝曾途经贵州并在黔中寺庙逗留建文帝从南京出逃后避难的行踪,有两份资料记载得比较清楚,一份是清人刘廷銮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一份是在《史仲彬与建文帝》一书中,史洪禄制作的《明惠帝年表》,两份年表基本上将建文帝出亡的行踪整理出     

洛阳龙门奉先寺遗址发掘简报

1997年至2000年,奉先寺遗址发掘工作队对奉先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1637平方米.发现的遗迹现象有殿址、水道等.出土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构件为主.生活用品较少,多为瓷器.出土的十余件石刻造像弥足珍贵.奉先寺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古代寺院建筑和佛教造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涅槃圣地:二十世纪初印度伽西亚佛寺的发掘历程

伽西亚遗址,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哥达拉克普尔县西北2.5公里处,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佛陀涅槃的圣地,以著名的涅槃寺和卧佛雕塑著称.1904年伊始,印度考古局对该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活动,发掘了大量的佛教寺院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佛教遗物,为研究佛教艺术在北印度的发展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同时为该遗址作为佛陀涅槃圣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古代印度佛教寺院布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资料.     

河北出土北朝隋唐石刻造像的佛衣类型

<正>一河北出土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河北省历年出土的北朝隋唐时期石刻造像集中在河北中南部,以保定曲阳修德寺遗址、邢台南宫后底阁遗址、邯郸临漳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三处最为著称,此外石家庄灵寿幽居寺塔内北齐皇族赵郡王高睿造像亦是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图一)。这四处出土石刻造像,纪年明确、时代连续、工艺精湛、数量众多,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艺术和历史价值。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

大报恩寺遗址位于南京市主城正南门外的古长干里地区。2007年2月至2010年底,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北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6万平方米,基本廓清了遗址北区明代主要建筑和总体布局。在遗址北区中轴线上发现了一座塔基,其中心有一开口为圆形的地宫,其后又在塔基内发现两个灰坑及在塔基外发现围绕塔基分布的46个柱坑。本次发掘在地宫清理出"佛顶真骨"舍利、七宝阿育王塔等大量佛教文物。根据出土的《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可知,此地宫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是我国佛教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地宫中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物极为珍贵,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