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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下旬,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和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国共之间对皖南事变善后处理意见有分歧,中共参政员已经宣布不出席这次大会。为了在国际上制造中国“团结抗战”的假象,在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别需要中间党派参政员出席这次大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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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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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给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来“电报提案”,斥责汪为“汉奸国贼”,在参政会上引起了一场大斗争。最早披露此事的是邹韬奋,1941年,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来宾”放炮》一文,记载了事件的经过:一届二次参政会开幕以后,陈嘉庚给大会发来电报提案,内容是“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11字,经汪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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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1941年1月制造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反共事件。当时,蒋介石调集了七个师八万多人的优势兵力,将我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包围袭击。我军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顽强奋战八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未能打破顽军的围攻,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造成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最大损失。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谈一点浅见。毫无疑义,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这一罪恶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由于中共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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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参会代表中,有一位万众瞩目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南洋著名华侨实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先生。胡文虎此次到渝,名义上是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真正目的是向国民政府当局提供自己对于时局的意见,报告南洋华侨情况,考察国内实业,促进华侨回国投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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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是近代山东的名人之一,由于敢于直言、疾恶如仇,被时人称呼为“傅大炮”。1937年7月,在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成立后,傅斯年先是作为社会贤达被遴选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员,继之又作为山东代表当选为第三、四届国民参政员,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重大活动,见证了国民参政会的历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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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上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奉命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歼。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摩擦发展而成的最严重的一次武装冲突。这是中国抗战营垒中发生的一场自戕悲剧。从共产党一方来说,这场悲剧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新四军除少量部队突围外,军部及所属部队大部被歼,军长叶挺被扣,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干部力量的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当然,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名义提出了严重抗议,并采取重组新四军军部、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等一系列措施相对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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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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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6日上午,正在重庆紧张筹备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的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收到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有电”)。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忙于刚组建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工作,不能出席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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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组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整编”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战士.由于被俘人员众多,经过甄别被编为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和2个士兵大队.新四军军长叶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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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武汉、广州失守后,八路军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办事处,李克农兼任办事处主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为他们封闭的主要目标。从桂林到重庆,从空中到地上,国民党特务组织了严密的封锁线,设置了重重关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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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他在国统区的亲身考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正在残酷地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的欺凌和掠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盼望着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灭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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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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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举行了五届四中全会,并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根据该条例,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爱国侨胞等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民意咨询机关,但凡国家大政方针、政策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方能执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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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举行了五届四中全会,并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根据该条例,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爱国侨胞等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民意咨询机关,但凡国家大政方针、政策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方能执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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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中的指挥错误作一检讨,兼论皖南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以求正于读者。国民党早就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首先必须说明: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蓄意制造的反共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早就开始筹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当一九四○年反共磨擦从华北移到华中以后,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