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九世纪贵州最后一个状元——夏同龢》的两点补正

读《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和》(以下简称《夏同和》)一文,觉得有两个疑问,特述如下: 一、夏同和中戊戌科状元,不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秋。《夏同和》一文开头认定,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秋,中戊戌科状元”的。查有清科目取士,“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修”会试中式者,皇帝亲策于廷曰殿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志》)又《辞海》“礼部试”谓:“明清会试都在春季举行,故亦称     

清代状元知多少

《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二期《赵以炯中状元》一文云:清代“共考取状元八十九人”。此说显然有误。据朱彭寿《旧典备征》记载,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殿试一百一十二科,其中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有状元,故清代共考取状元一百一十四人。此外,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共考取武状元一百零九人。如果将二者合计,那么清代文武状元共有二百二十三人。朱彭寿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典礼院直学士、练兵处文案委员。北洋政府时期,曾担任《清儒学案》总纂,对清代科甲情况极为详熟。他的《旧典备征》被时人称誉为“详稽博考”,“既备且确”,因而可信度是颇大的。鉴于该书流传范围狭窄,特将其中“各省状元人数”和“武鼎甲考”两条部份内容摘录于后,以供读者查考。     

一份殿试题和答卷

明清时期,京师秋闱,举子们会试得贡士科名后,复与殿试,以求廷对折桂、策答抢元.此点,今人多所知晓.然殿试廷对,试何策甚,今人则知之鲜矣.为此,将手头上的光绪十二年(1886)壬辰科殿试策题与是科考子冯煦的殿试策卷两个资料抄录亮众,以让今人见殿试之一班.冯煦者,清江苏金坛人.光绪十二年秋闹与考.殿试同科状元赵以炯,榜眼周福保,探花冯煦.授编修,二十一年授知安徽凤阳府,之后曾廷擢.为官清廉,晚年仰赖鬻文自给,众称善人.附 光绪十二年殿试皇帝制策及冯熙对策答卷的原文.     

赵以炯中状元内幕

赵以炯，1857年生于贵州青岩。18岁入府学，22岁中举。1886年（光绪十二年）他29岁时，会试高中，又于殿试取一甲一名，成为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状元。贵州这么偏远的地方能出状元，已经叫人惊异了，何况又是第一个．因此，赵以炯夺魁的详情，历来被人们所关注；而各种大相径庭的传说，也就纷纷出笼。近日笔者读到台湾出版的《漆运均》一书，其中有关赵以炯殿试的内幕，似又是一种新说，且颇有趣。原文是文言、现谨译介如下：前清从顺治元年甲申年起，到光绪十二年丙戌年止，享有天下已经263年了。会试殿试，贵州一直没有中状元的。丙戌年…     

状元张建勋生卒年考述

张建勋是名载史册的广西历史文化名人,其生卒年众说不一,普遍认为他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于民国二年(1913),光绪十五年(1889)中状元时41岁。今据《光绪己丑科会试同年齿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的资料,以及张建勋的诗作,其殿试时的“状元策”,袁嘉谷为其所作的小传等资料,考证出他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十年(1921)。     

漫话河南状元

漫话河南状元陈崇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进士科殿试第一名,是当时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最高荣誉。据史书记载,历史上考中状元的,从唐武德五年（６２２年）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最后一科止,在１３００年中,共出了５９２个状元。那么,河南出了多...     

朱汝珍书唐诗行楷四屏赏析

朱汝珍(1870—1942)原名倬冠,字聘三,号隘园。广东清远人,清末民初书法家、文章家。22岁考入广雅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乡试中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殿试以第一甲第二名钦点榜眼,诰授光禄大夫、南书房行走、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读法律。回国后先后任刑部主事、京师法律学堂教授,奉命创定商律,并参与修订国家刑律,编修《德宗实录》。     

清代科举“补殿试”对进士名次的影响

"补殿试"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现象。这一特殊现象对进士的排名有没有影响?学术界关心不多。研究清代进士题名的专家江庆柏《清科举考试中的"补殿试"、"未殿试"问题》一文,a对补殿试的原因、未殿试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名称、著录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说解。但在清代科举补殿试对进士名次有无影响的问题上,该文因《郎潜纪闻初笔》记载清"初状元多补应殿试",以为"没有什么影响"。b笔者考察的结果是,补殿试对进士排名是有影响的。现予讨论,就教于方家。     

晚清时期的两个刘春霖

《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四期刊载一篇《清末民初贵州社会经济情报》的文章。文中给1907年路过贵阳云南布政使刘春霖加了个注释:“清末最后一名状元”。这显然是个小小的误会。晚清时期有两个颇有名气的刘春霖。一个是直隶肃宁人。据朱彭寿(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所著《旧典备征》记载、直隶刘春霖于光绪甲辰年(公元1904年)考中状元。翌年,废除科举制。这个刘春霖遂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另一个刘春霖是贵州安顺人。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记载:“刘春霖,字润民,     

清代殿试卷

殿试卷是历代封建王朝科举考试最高规格——殿试的考试卷。殿试为皇帝在殿廷之上亲自主持考试,始于唐时武则天,至北宋初年成为定制。在清代,科举考试分为由各省学政主持的童试,中者为生员,俗称“秀才”;钦派考官于各省会主持的乡试,中者为“举人”;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中者为“贡士”;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者为“进士”。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三甲各若干     

满纸云烟记翰林

“状元”是封建科举考试进士科的第一名。由于状元是由皇帝亲自在“殿试”中选取的,所以又称“殿元”,其荣誉是无比高尚的。清代260余年,共开科116次,选中的状元只有114名,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两年半才出一位状元,其尊贵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全面·精辟·公允──读宋元强著《清朝的状元》

状元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汉代实行察举,辟召贤才,时有举状,但不排列名次。凡是被辟召的人,都可以状元相称。科举制度建立后。状元被赋以新的含义。唐、宋两代,人们往往称进士科首选之人为状元、有时、进士科的第二名,甚至第三名也被称为状元。明代初年,政府才明文规定,状元是一甲一名进士的专称。《明史·选举志》说：“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于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只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     

辽朝“进士”称谓考辨

在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前进士、殿试进士等与"进士"身份相关的称谓。乡贡进士、前乡贡进士指获得礼部贡院科举考试资格而落第的士人;前进士指擢第之后释褐授官之前的进士;殿试进士指殿试合格的进士。     

王寿彭:山东末代状元的悲歌

正有清一代,自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停止科举,258年间,山东共出了6个状元。他们是聊城的傅以渐、邓钟岳;济宁的孙如谨、孙毓桂;潍县的曹鸿勋、王寿彭。六个状元,分配三县,巧呀!更奇的是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状元,而王寿彭则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状元,除了下一科甲辰由刘春霖唱收台戏外,他也算是压轴的了,所以称之为山东的末代状元当之无愧。     

清代兄弟武状元

在中国古代1300余年的科举史上,共有武状元711人,其中兄弟状元为数不多,兄弟殿试中式武状元更是凤毛麟角。清乾隆年间为武科举鼎盛时期,姜堰刘荣庆、刘国庆兄弟延续祖辈好勇尚武之风,分别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五十四年高中武状元,赢得“清代兄弟状元第一对”的美誉。     

贵阳的文武两状元

清代,贵阳先后中了一文一武两个状元,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武状元曹惟成和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文状元赵以炯。 据《贵州之最》所载,曹惟成,字价人,康熙     

北洋干将周树模在黑龙江的政绩

<正>周树模是清朝政府任命的最后一任黑龙江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三年(1911)在黑龙江执政。周树模于咸丰十年(1860)出生于官宦之家,光绪十五年(1889)考取进士,被授予编修。此后曾     

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

刘春霖,字润琴,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初三生于山东济南,原籍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光绪三十年（1904年）,岁次甲辰,适逢慈禧太后70寿辰,特地加了一科殿试,称之为甲辰恩科。此年,刘春霖32岁,参加殿试,考中进土,经殿选点为状元。次年,慈禧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状元谁点其说不一甲辰科主考官阅卷后,将考中的273名前十名试卷呈送慈禧太后,第一份试卷是朱汝珍的。朱擅楷书,用粗笔,而慈禧对书法喜疏淡、恶乌方,她看后连连摇头。再看姓名,心头一…     

清代的“官报联升”捷报

我国古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从隋初开始,到唐时逐渐完善,后一直沿袭至宋、元、明、清。清代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殿试后,根据成绩的优劣将考分分为“三甲”：一甲只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弟”;二甲取若干名,称“进士出身”;三甲也取若干名,称“同进士出身”。按照清朝的规定,进入一、二、三甲的均可授以官职。     

孙伏伽非进士考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对孙伏伽的身分,早在３０年代,邓嗣禹先生就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中论及他作为隋代进士“是确凿无疑的”①。后来,何忠礼先生在《科举制起源考》一文中认为,孙伏伽在隋朝中进士一事应予否定,他作为唐武德进士理由充分。但对何文,又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孙伏伽在武德中考进士,于情理不通,他不可能是唐武德进士,并认为孙伏伽为隋进士一说仍然可信②。近年出版的各种“状元传”、“状元谱”、“状元录”、“状元史话”等,都无例外地把孙伏伽当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显然,论者所歧义者乃是隋进士或唐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