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鄂尔泰对西南的社会改革

试述鄂尔泰对西南的社会改革王缨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清朝满州镶蓝旗人。其祖上曾为清王朝开疆拓土，谒尽忠诚。鄂尔泰自幼勤奋，胸有大志，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二十六岁中举。进入仕途后，他在皇权机构中经过了默默于职守二十...     

雍正帝的三大宠臣

正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期间,以较大的政治魄力开启多项改革。在此过程中,选用了大批官员充实各级队伍,在众多的官员中,尤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为代表的督抚,其共性是此前仕途受挫,雍正帝登基后,三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快速使用,在雍正一朝的改革做了急先锋,成了当时政治风向标,最终实现了完美收官,创造了古往今来并不多见的君臣从一而终的典范。一、鄂尔泰的弯道超车四十二岁的鄂尔泰写了一首感叹仕途不顺的话:"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年间,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王朝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旨在进一步铲除世袭土司势力,实行流官政治。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改革的主持者,即是雍正朝著名大臣鄂尔泰。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满州镶兰旗人,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年）中举。曾在皇权机构中供职二十余年,直到１７２３年雍正帝登基,委以重任,４４岁的鄂尔泰从此出将入相,下江南,入云贵,调…     

汉族文臣张廷玉为何得到雍正快速提拔

正一、家传的风度雍正在政治遗嘱中对汉族大臣张廷玉的身后事政治荣誉给予了最高安排。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殊荣和政治待遇:"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雍正遗诏》)另外进入配享的人是大臣鄂尔泰。这份遗嘱的政治含义非同寻常,表明了雍正对张廷玉的深深眷恋之情,和对其突出贡献的肯定。让汉族文臣出身的张廷     

论雍正时期鄂尔泰苗疆治理思想的演变——以黔东南为例

鄂尔泰治理西南期间,治苗思想不断演变,其中在黔东南地区的苗疆治理因耗时耗力最多,最具代表性。鄂尔泰治苗始终坚持"剿"、"抚"并行,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谬冲之战后的诸苗归化让鄂尔泰自信通过"招抚"即可管理苗疆。八寨事件发生后,鄂尔泰"以抚为先",只对个别闹事苗寨的头人进行了严惩。丹江之战时张广泗动用了大兵,其中"以苗制苗"的手段既节省了朝廷兵力,又实现了苗寨之间的制衡,同时期方显在清水江地区的招抚顺利进行。治苗后期,由于部分归顺苗寨的反复起事,再加之来自雍正皇帝的质疑,急于求成的鄂尔泰开始迷信武力,治苗政策转为"以剿先行"。     

闺中良友：云贵总督高其倬妻蔡婉事略

高其倬(1676-1737)是清朝雍正年间较有作为的云贵总督之一,他两次出任云贵总督,革除土司承袭弊端,在丽江、姚安、中甸、鲁魁山等地进行了改土归流,为鄂尔泰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铺平了道路;他妥善处理好了鄂尔泰改流的善后事宜,平定普洱等地的民族起义．巩固了改流成果,完成了改土归流后云南社会的平稳过渡和发展,为云南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得势到失宠:清朝重臣鄂尔泰的悲喜人生

鄂尔泰在雍正朝就已担任军机大臣。乾隆帝即位之初曾得到他鼎力相助,故此一度对他青睐有加。那个时候,乾隆帝信不过宗室,信不过亲兄弟,却信得过他。乾隆帝重设军机处,允禄、允礼两位皇叔都被排除在军机处之外,而鄂尔泰却可以稳稳地做着军机大臣,而且是首席。当然,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当乾隆帝对朝政有了足够的掌控力之后,这位首席军机大臣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正

正本刊2013年第4期第62页刊登的《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一文的作者为张姗,原文作者"刘姗"处有误,应更正为"张姗"。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方显与“开辟苗疆”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这场关系贵州前途与"苗疆"广大民众命运的大事中,镇远知府方显高瞻远瞩,力主"先抚后剿",反对滥杀无辜,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杀戮。方显在"开避苗疆"中,以消弭民族矛盾、增进汉、苗和解为己任,从而为黔东南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从“安南勘界案”看雍正皇帝与边吏的“疆域观”

清雍正时期,为收回安南蚕食云南开化府土地,高其倬、李卫等边吏主张朝廷境土尺寸必争,而雍正皇帝则主张"天下一家",不分中外,所失土地无须收回,两种不同的疆域观在"安南勘界案"中发生了强烈碰撞。边吏鄂尔泰也曾主张收复失地,但在雍正皇帝的皇权面前,更多的是迎合清世宗"天下一家"的疆域观。     

月喻人生

<正>有一座古碑,上面刻写着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许敬忠的一段对话。唐太宗认为许敬忠是文武百官中最贤良的一个,然而还是有人说许敬忠的坏话,他感到纳闷,便向许敬忠问道:"满朝诸卿,为     

彭家屏案与雍乾党争

清代乾隆时期的彭家屏案一般被认为是文字狱,但实际上彭家屏之所以被杀,有着深刻的党争背景。他是李卫的亲信,在与鄂尔泰的派系斗争中充当急先锋。他的升迁、被重用,到失宠、被杀,与当时的党争形势,特别是鄂派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乾隆帝在背后做推手,这反映出乾隆帝本人驾驭党争手段的变化。本文通过使用大量未刊档案,揭示了彭家屏为官经历,以及他与乾隆帝、鄂派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文字狱或许只是专制帝王整肃派系、消除党争残余的手段。     

“模范总督”李卫

李卫,字又,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雍正时期的名臣。由于其政绩卓著,与鄂尔泰、田文镜被雍正誉“为模范三总督”。李卫的先祖在明朝曾担任过锦衣卫,他出身于军人世家,没读过多少圣贤书,因而走不通科举入仕之路,于是在康熙五十六年捐资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升任户部郎中。由于不是     

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王船山经义、史论对政治实践之思考

本文提出宋明道学到王船山那里,心性才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真正紧密地内在关联起来,并有效地解释实际的历史。本文以船山经学与史论为中心来讨论此点。第一部分讨论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等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识",以及"心有广大深远之术"。第二部分则讨论心性之学落实于政治的实践者"大臣"身上,并讨论"大臣之道"。"余论"部分会探讨船山在其经学、史论中对于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的思考与其本人在南明永历王朝的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     

清乾隆朝富察家族与涉藏事务

本文利用正史及档案资料,以乾隆朝富察家族为例,对清朝重用"满洲"贵族作为边务大臣处理西藏事务进行了考察。在乾隆一朝的涉藏事务中,无论政事或是武功,多有富察家族成员参与,其中有三人担任过驻藏大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本文还试图通过乾隆皇帝重视富察家族的史实,进一步探讨其在边疆事务特别是涉藏事务中的用人原则与得失。     

齐桓公、管仲与鲍叔牙

公元前686年的冬天,齐襄公被手下将士杀死,他的弟弟公孙无知被立为齐王。没几个月,公孙无知又被手下大臣给杀掉了。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寄居在鲁国的公子纠得到消息后,都觉得自己继承王位的机会来了,急忙打点行装回国。管仲是公子纠的军师,他提醒公子纠说:"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离齐     

为官需要“敬”与“畏”

据《涑水纪事》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作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又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掷去,一失     

海龄之死再辨

《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读史琐记”栏登载的《抗英将领海龄之死考辨》一文认为,海龄是在署衙中自焚身亡的,同时殉难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孙儿。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我认为海龄是“自缢尽节”后遭火焚的。按《英军在华战记》中说,英军在焚烧镇江衙署之后第二天(即1842年7月22日)发现了海龄的幕僚,由他认出了海龄的尸体。而在7月23日,镇江之战另一指挥者、清参赞大臣齐慎曾上奏:“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齐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7月21日镇江失     

苗疆六厅初探

从清雍正六年到乾隆元年(公元1728—1737年),以鄂尔泰、张广泗为首的封疆大臣在贵州“生界”苗疆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结果,设置了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清江厅(今剑河县)、古州厅(今榕江县)、都江厅(今三都县)、台拱厅(今台江县),总称“新设六厅”或“新疆六厅”。它的设置对贵州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特别对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史学界至今对这场军事行动的评议多有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清王朝对“千里苗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