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权大于法的主流政治传统

法治是法大于权,而人治则是权大于法。中国古代一直有权大于法的主流政治传统。权大于法的后果则是权必乱法,法必阿贵。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必然是人治,不可能有法治,司法腐败似乎不可能不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并且针对认为宋朝已实行法治之说,提出不同看法。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当代意蕴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中国走向法治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今这个发展多极化,社会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我们仍然要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定位与主要途径

坚持科学发展观,依法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时代主题。建设法治政府意味着我国政府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这标志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法治政府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社会和谐。     

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

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转变,是人类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

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由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思路是政策治国,倾向于人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治国方略的民主与法制化,摈弃人治,确立了走法治之路的基本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刍议当前环境下“软政权化”的表现以及道德与法律的社会表现

“软政权化”在所有不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导致腐败和分利集团化,在民众存在着”腐败民俗学”。必须完成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人治到法治、私德到公德的转型。     

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与法制传统的冲突问题

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其根源于中国法制传统中固有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的综合体在发挥非制度性的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产生了人治传统与法治精神之间的冲突、法制的传统道德与法治建设中的法律冲突、革命传统与法治的保守精神相冲突、传统的恶法意识与法治建设的良法要求相冲突、统治工具论法观念与公平正义法观念之间的冲突等。理清这些冲突并寻求解决冲突的良策,是推进法治建设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西方古代法治之辨——浅析亚里士多德与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异同点

思想是现实和时代的产物,古希腊和古中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地理条件孕育了不同的法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和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作为西方和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异同集中表现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法律性质以及法治的目的与作用三个方面。因此,分析和比较各自思想的特点和成因,不仅有助于了解中西方法哲学传统,同时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来信

刑辩之困也是法治之困 刑辩律师目前遭遇的困局,其实就是中国法治社会蹒跚行进的一个缩影,是人治体系巍然屹立的一个写照。 李庄案或许只是个案,但个案却具有普遍性意义。多少年后,也许我们可以知道诸多幕前幕后的故事,但朱明勇＂在刀尖上跳舞＂而不得不离家出走、自我放逐的经历。     

著名学者座谈四中全会《决定》

<正>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追求现代化。从传统的人治社会,转型为现代的法治社会,这是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世界各国历史表明,法治先行,转型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则崎岖坎坷,充满不确定性。新中国成立65年来,从前30年法制被破坏殆尽,到改革开放以来重建法治信仰,我们在逐渐夯实现代化的根基。从改革     

邓小平重视监督体制的法律化

建立和完善监督法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段很大的弯路,到了反右与“文革”时期几乎完全破坏殆尽。一代伟人毛泽东,由于长期从事国内革命战争,从战争的经历中,悟出了靠政策、靠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经验。因此,他从来是注重人治而轻视法治的,他甚至公开讲过,“法治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靠人治,不靠法治。”“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做官要放开手脚做”,这就是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有时候,即使是经他自己亲手制定出来的法律,也被他自己破坏掉了…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为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郝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但二者形威和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调整的范围和实施的手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展;构建法治和德治秩序;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划清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界限,彻底清除人治思想.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不仅成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内容,而且被载入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这表明了党和政府欲与人治彻底决裂的决心。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心须调整法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政府不能再继续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也不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工具,相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必须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惟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人治的窠．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依法治权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只有依法治权,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在专制社会里,政府及其官员一向处…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为：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一致,历史使命相同,都是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但二形成和存在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具体内容以及调整的范围和实施的手段又有所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十分重要。本着重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法律与道德协调发展;构建法治和德治秩序;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划清法律和道德问题的界限,彻底清除人治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探索的三个阶段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和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为标志。第一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即民主必须在法制轨道上运行、治国理政的人治方式有种种危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立法上;第二阶段,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即提出了法治经济的时代命题、加大了市场经济的立法进度、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大信”与“小忿”

实行以法治国，须当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真正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因中国封建积习太深，权比法大、以言代法的人治现象，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对处于掌权地位的领导者而言，如何认识并处理个人言行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就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程序正义与中国法治建设

在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法治被看作是法制现代化标准的基本变相,从国家"依法治国"提出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索法制建设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人治思想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使得法治之路犹为艰难,如何进行中国的法制建设成为当前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应打破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注重程序,以程序正义推动民主、法制建设.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四项庄严承诺,其中头一项就是“坚持民主法治”。这说明,党中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实行民主法治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和治国的当务之急,不能再让实际上的专制和人治长期拖下去了。面且在去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曾专辟了一节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宪法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初探

<正>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它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相对人治而言,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是国家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一个不实行法治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而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的发展与一国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新中国宪法事业经历了风风雨雨、兴衰荣辱的     

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和创新趋势

深化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建立规范有序、运转协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是当代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在这种目标下,政府必然由全能型向有限型、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由自利型向公利型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