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以20世纪初陈汉章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为例

20世纪20年代左右,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中国上古史研究一度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热点。在胡适和顾颉刚对"二帝三王"时代真实性进行质疑、古史辨伪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仍有一些学者如陈汉章在进行上古史重建工作。相对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研究,陈汉章的上古史叙事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具有不同特点,但二者并非一个简单的新旧之分,陈汉章也并非一个史学守旧者,而是一个史学的革新者。对二者的学术差异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还原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转换的复杂性。     

对国内世界上古史著作中赫梯部分一些问题的重新认识

对国内世界上古史著作中赫梯部分一些问题的重新认识李政近年来,先后有数本《世界上古史》或《世界史古代史》著作问世。①有关赫梯史部分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不仅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而且述及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失准确,我认为有指出、...     

近年新出现的铜器铭文

2005年到2007年,我先后见到一些新出现的青铜器,对于有铭文者,随手作了记录,并拓印和拍照.这些铭文对研究上古史有一定参考价值,特介绍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的人格与神格

人与神,在中国古史中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为之,本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史学界有“疑古派”,对中国上古史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是神话则不是历史。而神话学家却又认为,中国的神话已被“历史化”了,需要把“一部分古代史还原为神话”①。结果既非神话,又非历史,哪么到底是什么？至今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拙文是要通过消阳西水坡领号墓主人的人格与神格,说明中国上古史中人与神不分,人即神,神也是人,人神不分是中国上古史的特点。弄清这个问题,对复原史前史、上古史是十分重要的。鄙人浅陋,谬误之处恭请贤者指正。一、蚌图用蚌竞堆…     

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近况述评

2l世纪初的5年,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8月,我国共出版各类世界上古史图书100余册,发表论文近400篇。如果考虑到世界上古史只是我国世界史的一个小分支学科,从业人员不足200人,而国内刊发世界上古史成果的期刊又非常有限,这样的成果数量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超过了建国初17年世界上古史研究成果计量的总和,也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5年成果之和。在整个非西方国家当中,只有很少国家(如日本)能达到这样高的数量水平。这表明,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基本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事…     

论黑非洲上古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

史学家对世界各大区上古文明,如古埃及文明、西亚文明、爱琴海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已有多年精湛研究和高度评价。但黑非洲上古文明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评价,我国世界上古史教科书几乎未曾提及。本文依据有关黑非洲上古史近几十年来考古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进展,对黑非洲上古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作一个初探。本文认为:黑非洲大陆不仅具有悠久灿烂、独具特色的上古文明,(这点60年代后也为西方学者所逐步接受),而且在世界历史发展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欧亚大陆其他各区域上古文明有很大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走向跨学科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寻求认知工具和研究技术,与社会科学整合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条基本途径。发生于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论战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促动集中体现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上古史主要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史则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门类。论战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面积结合,丰富和刷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契合了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     

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编年史研究探源

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几部重要作品中对三代以前中国帝王世系的记录 ,来了解耶稣会士研究中国上古史所可能依据的中文资料 ,以为评价 17— 18世纪欧洲人有关中国上古史和编年史的讨论奠定一个文献基础。分析结果显示 ,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知识并非如他们自称 ,出自儒家经典和官方正史 ,而是来自宋代以后出现的不入流的编年史书。这说明耶稣会士为欧洲人构建的中国历史知识基础并不牢靠 ,而这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人误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因。     

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

大禹是我国维炎黄之后又一人文初祖,夏王朝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对中华民族的缔造与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大禹与羌有着密切的关系。众多史籍均言“禹生于西先”或“禹兴于西羌”。这应是中华民族的忠实记述。诚如晋人转引《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陆贾《新语》言：“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史记》谓：‘”禹兴于西先”;以及《水经·洗水注》于广柔县云：‘”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等等均是。…     

三皇五帝时代的再思考

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辩证上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对中国的古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给予否定,其最为重要的论点认为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伪造的古史系统","三皇五帝"时代也被完全推翻。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     

大禹与启的父子关系新论

在神话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禹与其妻涂山氏婚姻并不和谐,时常有矛盾发生,晚年之时的大禹还将王位传于伯益,而并不传于才能出众的启,从两方面看,启很有可能不是大禹的亲生之子。     

顾颉刚“层累说”的再审视——以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史料审订工作"考年代"与"辨真伪"两方面不断招致非议。但通过以顾颉刚大禹传说研究为中心的具体考察,发现新出土文献和史料真伪因素变化对顾氏大禹传说研究的结论虽有所校正,其变动仍在顾氏旧有论证框架之内,也并未撼动"层累说"的根基。顾氏大禹传说研究论证框架的造成,不在于传统的"考年代"和"辨真伪"工作,而在于顾颉刚对古史传说及相关材料性质的独到了解,即"故事的眼光"。再加上顾颉刚有着以假设为中心、以材料为根本指向的治学特点,"层累说"实际上是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起的"开放式"论证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定位了不同文献的不同性质,得以更准确地论证大禹传说的转变。     

竹书《容成氏》共、滕二地小考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的一个长篇。记述从传说中的容成氏以至周武王诸多帝王的事迹,为研究上古史增添了许多新的资料。其中关于武王伐纣经由共、滕之间的记载,不仅可与一些传世古书所述相印证,并为春秋早期卫国滕邑的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以下试作考述。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上古神话研究——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

晚清传教士从基督教文化的普遍主义出发,试图以《圣经》为基准,在中国典籍中爬梳中国上古史,索隐、比拟及调和中外历史文化,借此打破中西文化的沟通藩篱,以证明《圣经》的权威性及其普世价值。其中既有对比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与《圣经》记载的暗合之处,也有对中国上古时期之上帝的信奉文献的爬梳,同时也涉及到中国上古人物与《圣经》人物的比拟论说。     

三星堆“祭祀坑说”唱异——兼谈鱼凫和杜宇之关系

广汉三星堆遗址以1986年发现的两个埋藏有大量金器、玉器和青铜器的所谓“祭祀坑”而驰名于中外。其发现带来了“巴蜀文化”研究的质的飞跃,从而掀开了探讨四川上古史的新篇章。 1986年,遗迹刚发现而发掘工作正在进行的当时,尽管还没有进行任何科学的研究,也不知道根据什么,从新闻报道方面就     

民国时期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

夏鼐早先觉得考古学是"第二三流"学问,后来认为"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夏鼐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映,主要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当时学术的整体发展有关。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表现稍有不同,但是历史学的因素贯穿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且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大体相似,即认知、还原古代社会。对夏鼐学术思想的分析、对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民国学术发展史,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历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何以为夏？”

<正>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其诞生的初衷,很大程度是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因此,对夏文化的思索始终萦绕在中国考古学人心头。张光直先生称“夏问题”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对夏文化的探究困难重重,但其仍引得无数先贤时哲为之穷尽一生。由于20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使夏文化变得如熹微的晨光,可望而不可及。但顾颉刚先生也不是单纯的“疑古”,他说学术有分工,他的工作是要打破对上古史的传统认知,而打破之后的重建工作就要靠考古学来完成。     

禹生北川信有征

大禹 ,这位伟大的治水英雄、我国炎黄以后的又一人文初祖、夏王朝的奠基者 ,究竟生于何处 ,是研究大禹不能不研究的问题。“大禹生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北周武帝天和元年 ( 566)置北川县 ,唐太宗贞观八年( 634 )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 ,唐高宗永徽二年 ( 651) ,并北川县入石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