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医疗卫生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近代来华传教士充当了打破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急先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向古老的中国展示了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向衰弱的中国灌输其医药卫生的观念和价值,并导致了中西医文化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结果是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华医药体系逐渐走向世界,并且相对先进的西方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也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中西医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并由此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的启蒙。     

看说古西方文学对当今创作设计者的作用

首先让我们了解西方文化时期分段:①前12世纪——5世纪为古代西方文学、神话与史诗。②公元5世纪——14世纪中世纪文学引进西伯来文化③公元14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文学——18世纪启蒙文化——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中后期批判现实主义④20世纪,无产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今天我要谈的是前12世纪——5世纪古代文学、神话与史诗,即古西方文学。古代西方文学凝聚了古西方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当今创作设计者层出不穷,以至找到新颖别致符合当今人类审美心理的素材,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在不懈的努力下西方文学把他们的目光吸引了,创作者以独到的视线活跃在各个领域,如浅谈在商业商标创设领域中人们都很熟悉苹果牌电脑商标,它的特点是一口被咬了的苹果,这个商标灵感     

来自日本的汉语常用词汇

日本民族的特性之一是善于模仿,勇于革新,见西方文化在现实利害方面,远远优于中国文化,所以他们实时西化,毫不迟疑,且速度加快。数十年间,竟赶上西方,创造20世纪日本强国的奇迹。日本离中国近,且文字方面亦尚有易于沟通之处,因此中国觉醒青年纷纷赴日留学,造成清末民初留日的狂潮,对中国的革命与维新（现代化）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南通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贡献和影响

一、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南通诞生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是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西方的博物馆开始被介绍到中国。随着中国和西方往来的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或留学的日益增多。他们通过实地参观,对各国博物馆有了亲身感受。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中,创建博物馆成为洋务、维新人士的主张。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上述主张和办法未能实现。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塑造“国民”与“国民革命”——评费约翰《唤醒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说不”出版物充斥着各地书店的书架,这些书籍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不断以觉醒、站立、腾飞字眼来刺激国人的眼睛和神经。无可否认,在整个20世纪以至21世纪,民族主义都是或都将是推动中国变革的思想动力,但人们对于其成败得失往往莫衷一是。历史学家有必要对民族主义在中国变革道路上的影响加以认真反思。费约翰的《唤醒中国》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费约翰教授是西方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9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国学概念内涵及20世纪国学大师举要

国学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中国,时处复杂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的大事件,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光返照,熠熠生辉却也明灭一瞬。所幸,世界文明主流重新唤醒了它。20世纪的国学家,将以他们的辉光,引领人类新的文明之旅。     

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等中国文人陆续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成为通商口岸第一批与西方人合作的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的合作译书工作使他们逐步了解西学,肩负起向中国输入、传播西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所翻译出版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者”的映像——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

自 2 0世纪 70年代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W .萨义德 (EdwardW .Said)对 19世纪欧洲东方学自我理解的客观主义和真理性要求提出尖锐批评以来 ,文化间的接触与感知、理解“他者”的可能性等问题便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一系列方法和主题相近的论著脱颖而出 ,欧洲 /西方对作为自己“他者”的、欧洲以外和非西方的文明的种种认识受到了多方面的讨论。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紧密联系 ,孙立新用德文写作并在德国出版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① 一书。其主旨是 ,通过研…     

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兰克史学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也流传到了中国,关于兰克史学在中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流传情况,易兰在她的论文中作过探讨。     

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一种是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另一种是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     

对话与嬗变——浅析早期油画家的中西融合探索之路

中国早期油画家在学习西方油画的时,就对油画这一异质文化的画种如何才能做出成功的民族化移植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在对油画本体语言的良好把握基础之上,正是由于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才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油画的面貌。本文在全球化的艺术生态背景下,对早期中国油画产生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家的艺术历程。     

欧洲扩张与东方寻梦

从15世纪开始,一批批堂·吉词德式的冒险家从欧洲起航,向东方寻梦。此时。处在物质文明极盛时期的中国,是西方人眼中遍地黄金珠玉的聚宝盆,瓷器、丝绸、香料……中国制造承载了无数欧洲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他们迈向远东的脚步越来越近,对中国的威胁也越来越近……     

质疑“送去主义”

2002年3月12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一文。这是对杨曾宪先生的回应。杨先生的文章,题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发表在同年1月8日的《文艺报》。蔡先生的意思,大约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我们学西方,现在轮到西方学我们了。所以,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云云。我读了以后,也想凑个热闹,说上几句。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哈斯金斯与“12世纪文艺复兴”

本文首先评析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 ,认为该书资料丰富、翔实 ,体现了历史主义思想 ,动摇了“中世纪黑暗说” ,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 ;其次评介该书自 192 7年问世以来西方史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现象的研究 ,对其中一批标志性成果 ,中国史学工作者应予以重视。     

来信

将钱钟书誉为文化昆仑,相信没有人敢有异议,十多年前他的逝世,曾被视为象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十多年之后,但看当下中国多数读书人众生相,对此定论会有更多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