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桐城派

袁世凯与桐城派关系密切,在袁世凯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阶段都有着桐城派的身影存在。袁世凯发迹之时的贵人吴长庆,后保荐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深受桐城派影响。袁世凯总督直隶时先后建校士馆、文学馆,聘请桐城派学人为师,亲为桐城派学人著作作序,大力宣扬桐城派古文。民初总统任上亦不忘提携,积极支持,桐城派得以在北京大学和清史馆一度占据重要位置。清末民初之际,为助其施政,袁世凯网罗任用了一批桐城派名流于其幕下,他们对教育、经济、政治变革多是积极参与。袁世凯与桐城派之间的政学互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桐城派的阅读、知识谱系与流派风尚

桐城派效法韩愈的读书旨趣,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读书法。这也规定了桐城派的书籍选择范围,甚至推衍成独具桐城风味的书单。其书单的增删,能反映桐城派在不同时期的新气象及其酝酿的缘由。桐城派的说经实践又是其读书法的具体运用,“文本于经”“文能通经”“说经之文是古文”是其三个重要内涵。而对桐城派“空疏”的批评因此得以展开,这一批评直接影响到对桐城派学术品格的判断。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桐城派的经典化与知识系谱建构一直处于“进行时”的结论。     

论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治之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人”，他们的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汤奇学桐城派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但是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派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流派。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在文和道之间,他们更重视道,“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其所谓道,是孔、孟、程、朱之道,桐城派要以...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已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骈散、汉宋之争与“学者”“文人”的纠葛——学术史视野下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

民国初年北大内部桐城派与章门弟子的关系问题,系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引入学术史视角深入研析。揆诸史实,将桐城派驱离北大客观上起到为"文学革命"扫清障碍的作用,使得北大整体上趋向新文化运动。这一举动源于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背后的实质乃"汉宋之争"。清代的骈散、汉宋之争属文学和学术发展史上的常态,延伸到新文化运动时,此一争论则具有打着传统的旗号服务于现实目的的色彩。同时,章门弟子对桐城派的种种责难,不仅基于文学和思想主张的差异,也夹杂着"学者"对"文人"的轻蔑态度。就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语境而论,为"新"文化做铺垫的一些思路和做法仍为"旧"。     

方苞与地方志

清代是我国方志空前发展的时期,其间共撰成各类志书4300余部,并由章学诚等人创建了方志学。然而在清代前期,“桐城派”奠基人物方苞,在履任《大清一统志》总裁时,将治古文与治方志结合起来,提出“统一体例”、“由博返约”、“简明为要”等修志主张,对后期方志学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吴汝纶三书成姻缘

正吴汝纶,字挚甫,为晚清桐城派的末代宗师,生前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之誉。吴汝纶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科考连捷,同治四年(1865年)会试,取进士第八名,"遂以内阁中书用"。吴汝纶以文章名世,"是时中外大疑大计,一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从其留下的文集、诗集与说经著作《易说》《尚书故》《夏小正私笺》等看,吴汝纶于中国传统之学术颇有研究,又兼举桐城派之大旗,上游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名臣,下携范当世、李刚己、     

论姚鼐的政治思想──纪念姚鼐逝世180周年

论姚鼐的政治思想──纪念姚鼐逝世１８０周年周中明“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①”当今对姚鼐等桐城派的作家政治思想的这个权威评价,难道经得起客观实际的检验么？姚鼐作为我国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参加入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如今...     

千古文章未尽才——戴名世论

戴名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的作家,但他却在千古奇冤的“南山集案”中丧命。关于“南山集案”,史家有种种记载,民间有种种传说,连小说家吴敬梓也将之摄入作品,《儒林外史》中《高青邱集》即《南山集》的代称,作为禁书它简直是灾祸的象征。仅此足见戴名世及其悲剧的巨大影响。然而,多少年来,戴名世的名字似只凝铸在那血迹斑斑的“南山集案”上,而他作为一个文、论并茂的古文作家的形象,却鲜有人论及,甚至在桐城派家族里也难以找到他的位置,这就不免在其命运悲剧之上又横添一重文化悲剧。鉴于此,我则愿以此述评献给有志于了解戴名世的读者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