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央大学

学校筹建和机构设置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培养适应日伪统治的人才,曾恢复或创办了一些高等学校,其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当属伪中央大学。汪伪中央大学名义上是恢复原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曾先后称为三江师范、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名为中央大学,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全国最高学府。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西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伪教育部长赵正平提议恢复中央大学,经4月9日汪伪行政院第二次会议通过,设立了由伪教育部部…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有所发展的10年.罗家伦在这一时期主持中央大学做了很多工作.易长风潮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重建新的学术中心,将东南大学等校合并成首都最高学府。同时,国民政府也率先在此进行大学区制试验。在两年半的试验过程中,首都大学与中央政府、江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校名的确立、经费分配和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政局变动的大背景下,1929年底中央大学区制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取消。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显示出教育制度移植过程中深受国情制约的一面;同时,中央大学区制在实验中也演变成为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的制度依托,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首都最高学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陈立夫先生二三事

在我和陈立夫先生的书信交往中,陈先生向我讲述了三件鲜为人知的故事。倡导良师兴国运动1934年间,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住在南京常府街中段四条巷口一座别墅式的两层楼房里。那年9月,仲秋时节,陈立夫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动员全市大、中、小学教师参加良师兴国运动。会上     

中央大学的易长风潮

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的四年中,中央大学的校长为张乃燕和朱家骅。张乃燕在１９２８年５月至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任期内,三次辞职;朱家骅在此后一年多的任期内,也是三上辞呈。现年中还有任命而拒不到职的吴稚晖、任鸿隽;任命到职而遭拒被驱的桂崇基、段锡朋。这一场易长风潮使中央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一度陷入困境。张乃燕第一次辞职,是在他接任中央大学校长后的次月,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４日,以不愿久任繁剧为由,要求调动工作。大学院准备调张乃燕任大学院参事,所遗校长缺,拟请吴稚晖接充。国民政府遂于１９２８年７月８日议决…     

关于两篇文章时间的更正

笔者在阅读贵刊时。发现其中两篇文章时间有误．现提出更正。 一、2003年第1期载施泽银、崔益云所撰《倡立教师节第一人——教育农邰爽秋》一文：“1928年邰爽秋学成回国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兼中央大学教授……”。     

中央大学六易校长 高校史上一大奇观

中央大学溯源于清末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1921年郭秉文以南高师为基础正式建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在东南大学的基础上,融合河海大学、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第一农业专门学校、南京商业专门学校、江苏工业专门学校和上海医科大学等八校组建成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     

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中国重庆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三巨头之一,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同情和支持,通过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参与组建中国战区,废中美不平等条约、帮助中国成为同盟国四强在内的一系列具体的友好举动,赢得了中国民众的信赖和尊敬。罗斯福虽然没有到过中国重庆,但重庆的民众,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张书旂赠画罗斯福 1940年底的美国总统选举,罗斯福获得三次连任的胜利,为表示祝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委托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张     

国民大会堂

国民大会堂位于南京长江路264号,现为南京人民大会堂。它是民国时期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为先进的会堂。 国民大会堂原名国立戏剧音乐院。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为筹备定于1935年5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就已经提出了在首都建筑国民大会会场的动议,后因国民大会改在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筹建国民大会堂的动议暂时拖延下来。1935年9月,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等5人提议:在首都建筑国民大会堂,可以国立戏剧音乐院和美术陈列馆充用,这样既可作剧场,又可作会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西安事变“文电”中央大员署名真伪考

正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旋即通电全国。因为12日的韵目代码为"文",该电文被称为"文电"。此电文因署名中包含了被扣押的中央大员9人,而颇受国民政府与时人的诟病。目前学界对中央大学的署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张魁堂、张德良、张友坤等认为署名属实,他们依据的主要是个别文史资料;李云汉、司马桑敦等则认为署名出于伪造,但他们完全出于推断(参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63~     

追记先父朱偰在南京的岁月

父亲朱偰先生(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朱希祖长子。父亲幼秉家学,精研文史。青年时期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1939年10月到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史学会理事。父亲一生著述丰赡,涉及财政、金融、文学、史学、考古诸领域,成绩斐然。1957年因保护南京的明城墙,他被打成了“右派”。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底平反昭雪。     

汪伪八个“首义分子”之一的梅思平

梅思平,1896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县城,父亲梅连卿是名震一方的讼师。梅思平以优异成绩从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其后,又到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江宁实验县”的县太爷1933年2月间,江宁县来了个新县长,此人就是梅思平。作为国民党要员、CC系骨干分子,他居然屈尊当了一名县太爷,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彼时的江宁县已不是一般的县份,它成了国民政府的“自治实验县”。两年前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当时地方政府认为,要推行训政,“非就下层着手不可”。他们向国民党…     

国民党政府1945—1949年侨务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围绕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而开展了一系列的侨务工作,并取得相当成效。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而关于战后数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国内似尚无学者专文论及。本人根据有关资料对1945—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战后国民政府在侨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其效果如何、导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法律制度述论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其存在的短暂时间里,为了巩固根据地,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同时改革了司法制度,形成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一)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府组织法。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和《省政府组织法》。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并颁行了《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依据一系列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按照下列三项原则开展活动:首先,政府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和监督,掌握全国政务。”这一原则规定具体表现在:(1)国民政府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重要政务,国民政府委员无权执行。”(2)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蒋介石大学食堂吃“沙子饭”

蒋介石一生兼职无数。1943年2月至1944年8月,蒋介石担任了一年半时间的重庆中央大学校长。既然当了校长,当然要有个校长样子,在知识分子中注意树立“儒雅”形象,在青年学子中做出“长者”风范。然而,他在中央大学的所作所为,却适得其反。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国民政府军队几乎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有大量的兵员损耗,为了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国民政府采用了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既尽力招募志愿兵,也大量征集义务兵.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使义务兵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虽然由于当时实行义务役制的基础尚不具备,制度本身亦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导致征兵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但总的来说,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满足了作战部队兵员补充的需求,支持了抗战.     

我和陈立夫的书信往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元老“中华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先生应我的邀请,在他90多岁高龄之际,先后寄来一些照片和墨宝给我。在此期间,每逢元旦、春节,我都以晚辈的身份,给他寄去贺卡向他拜年,祝他老人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陈先生也是见信必亲自回复,并回赠贺卡给我,共贺新春,我俩结成了忘年之交。我能和陈立夫先生进行书信交往,还得从上辈老人的结识交往说起。我是南京人,父亲冯祥麟,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后经该校经济系主任雍家源博士的推荐,到国民政府审计署做事,时任审计署署长就是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