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信息时代与年鉴编纂

地方年鉴是以年为期系统记载、汇集上一年度自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性的资料和重要的文献信息。我国年鉴事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各级地方志部门的不懈努力,如今年鉴编纂工作已步入正常的轨道,笔者认为,提高思想认识、创新组稿模式、优化篇目设计、加快编纂进度、革新传播手段是信息时代下做好年鉴编纂工作新的关键,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年鉴编纂工作,也有利于确保年鉴编纂质量。     

方志馆建设之我见

方志馆是集地方志书编纂、地方志文献收藏、地情展示与教育、地情检索与服务、地情研究与交流等为一体的标志性公众性文化设施。它将集中保存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全面发挥读志用志职能,全方位集聚文化元素,     

从信息选择角度走中国特色档案编纂道路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作为整合和传播档案信息与公众信息需求的桥梁和纽带,更应当发挥其它学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本文从信息技术对档案编纂的影响入手,分析了如何选择走中国特色的档案编纂道路,为我国档案编纂的发展提供相应指导。     

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下)

<正>二会议提出的新命题与拓宽研究领域的问题以往方志界对方志文献的研究,注重方志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的探讨,而忽略方志载体与众多相关文献载体的横向比较,眼界不宽,综合研究不够;注重编纂管理过程的研究,而轻视志书的收藏管理和开发利用;注重方志体例形式创新等问题的研究,而对方志文献与社会需求及传播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     

孔子古典文献编纂思想述略

孔子的图书文献编纂的思想萌芽于图书文献编纂的最初实践,具体表现于编纂"六经"。基于孔子的图书文献编纂的思想产生背景的分析,探讨了"六经"编纂的过程、原则,以期指导新时期图书文献编纂的实践。     

试论志书中的文献目录

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它记录着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全部史实和经验,为后世获得知识和发展科学文化提供条件。某一地区的文献,即地方文献,包括地方人士著作、地方出版物、金石、谱牒等资料。志书中编纂地方文献目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地方人士著作、地方出版物可作为衡量一地文化、科学的标尺,有助于了解一地的学术发展水平;通过文献目录,可以考查当地历代著述概况。中国古代素有编纂文献目录的传统,但从汉代以后编修的官私目录,大部分已经散佚,因而后世研究文献目录,主要依靠艺文     

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目的考论

《黔诗纪略》是最为学界重视的黔诗选本.展贵州明代诗歌状况、取名能诗家之制和存文献是该书的三个编纂目的.三个编纂目的共存使《黔诗纪略》诗学批评功能和文献功能兼具.贵州文献散佚严重,莫友芝保留文献意识强烈是"存文献"编纂目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从《黔诗纪略》编纂目的的认识情况来看,其"存文献"的编纂目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但《黔诗纪略》其他编纂目的也值得注意.     

孔子古典文献编纂思想述略

孔子的图书文献编纂的思想萌芽于图书文献编纂的最初实践,具体表现于编纂“六经”。基于孔子的图书文献编纂的思想产生背景的分析,探讨了“六经”编纂的过程、原则,以期指导新时期图书文献编纂的实践。     

用文化自信打造精品志书

本文围绕文化自信这一主题,阐述志书编纂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志书编纂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创新精神,早在唐代就有方志文献流传到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展示。要通过优化志书篇目框架结构设置,坚守“内容为王”的编纂理念,坚持正确的导向,提升志书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力;增强自信的精神力量,采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高服务水平等举措,不断强化精品意识,全面提升志书质量,努力打造精品志书。     

《国朝宫史》的编纂与乾隆年间的宫廷学研究

动用国家人力、物力,大规模编纂当代宫廷史、对当代宫廷收藏以及文化活动进行系统整理和编纂相应文献,在清乾隆年间以前是闻所未闻,有之,则自乾隆敕修《国朝宫史》始。伴随着《国朝宫史》的编纂,清代官方对清宫廷建筑、园囿、内廷人员及机构设置与管理制度、典制、经费、收藏与文化活动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记录,这项工作为后代的宫廷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翔实资料,奠定了清代宫廷史、古代艺术与文献等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基础,并为现代宫廷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台湾省首次刊载四川修志情况

台湾省高雄市文献委员会印行的《高市文献》在１９９９年第１１卷第３期上以显著位置刊载了题为《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简介》的文章（汪毅撰文）,文中全面介绍了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建置沿革及组织职能、全省三级志书编纂出版情况、续修及年鉴编纂出版情况、今后的工作规划、典藏资料情况等方面内容,并附有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楼、方志馆、已出版的部分志书等照片。这是台湾首次介绍四川省新修地方志的情况,对加强两岸地方文献交流和宣传四川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台湾省首次刊载四川修志情况@叶红     

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

编纂村志是保留各村文献,保存记忆,再现其发展脉络的有效方法,其价值在于彰善引风气。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面对一个个村落的快速消失,编纂村志显得愈发紧迫和必要。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部署启动中国名村志编纂文化工程。编修村志既是村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打造精品名村志既需要社会各力量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也需要具体落实者科学编纂、借鉴他山之石。作为"开编纂村志之先河"和《四库全书》收录的唯一村志,康熙《杏花村志》(以下简称《杏花村志》)既为后世子孙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又对今天编纂名村志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在全省年鉴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

一、进一步认识年鉴工作的重要意义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系统记述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

<正>新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是指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志的基本原则是由方志性质决定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了"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就决定了编纂新方志有其独特的基本原则。     

简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的学术价值

沈云龙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由他主持编纂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续编和三编系以汇集民国史料文献为主的大型丛书,呈现出极高的文献学价值,在中国丛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为民国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论志鉴文献的科学致用

各种志鉴文献的致用问题,是事关地方志学术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根本问题.历代地方志书文献的编纂工作,都离不开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的现实参照.新时期地方志书和年鉴的编纂工作,早已将这一问题作为地方文献著述的基本要求来对待.因此,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如何搞好地方志鉴文献的科学致用,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意见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省政府领导下,市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已正式启动。现就认真做好本届地方志编纂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提高对做好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认识编纂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事业。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第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全市方志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县级市和区两级十部志书编纂完成,同时出版了一批地方年鉴、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和地方文献,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认真做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对于真实记录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业绩,全面反映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成就;对于大力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国务院关于“地方志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的要求,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抓紧、抓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二、明确本届修志目标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时代特点和苏州特色,实事求是反映我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积累、保存地方文献,总结、借鉴历史经验,为实现“两个率...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四库全书》与李氏朝鲜后期的文坛动向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书——《四库全书》,它的出现给中国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献典籍的保存和传播。同时,《四库全书》也给邻邦朝鲜的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朝鲜后期的文体改革,朝鲜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年鉴专记类文献的发展与使用

专记类文献是地方综合年鉴中的一种重要体裁。该体裁在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年鉴发展过程中曾被大量使用,对于提高年鉴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起到过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重启年鉴编纂工作后,专记类文献再次被广泛使用。但与国外年鉴和晚清民国时期本土年鉴相比,近年来我国年鉴中专记类文献的使用存在内容不专、不特,来源窄、书写风格公文化、名称和定义不统一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与当前我国专记类文献研究理论基础薄弱、编纂弹性较大等有关。因此加强年鉴基础理论研究,拓展专记类文献等内容的来源渠道,提高年鉴编纂人员的综合素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