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侠盗形象

“三言”、“二拍”中有多篇小说描写了侠盗形象。这些侠盗,按其侠义行为,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其二是“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神偷;其三是“受人滴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的剑侠或盗侠。这些侠盗形象,较之以往文史作品所写的侠盗,明显地着染了市井细民的意识色彩,寄寓了作者对于世道人心的感慨,因而也就具有了一些新鲜的朝代特征和较为独特的人格魅力。     

长沙汉墓随葬动物形象的“器物观念”

本文探讨了长沙汉墓随葬品不同"动物"形象所蕴含的不同的人文观念,借用美术考古学家的"器物观念"概念,分析不同"动物"形象背后隐含的古人精神世界。笔者将"动物"形象分为现实动物形象、神话"动物"形象和"动物"组合形象三类,分析其所依次表现出的"事死如事生"的世俗观念、以龙凤为主的神话观念和"天地相协"的理想观念。     

探究“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涌现的文化成因

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漾初的“二拍”都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在这两部作品中,涌现出大量的商人形象。本文试从三个层面来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文化成因,从而深化我们对文学与文化以及明代中后期时代特点的认识。     

“韩流”对韩国旅游形象的影响

本文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统计技术分析了“韩流”对韩国旅游形象的影响程度,并探讨了访问意向与实际到访、游后评价以及旅游形象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公历”“纪元”“世纪”“千禧之年”的由来

世界上的历法有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回年)作一年的阳历,有以月亮绕地球12周作一的阴历以及兼顾两者、以月亮绕地球计算,但又19年间加了7个闰月以便照顾到回归年而形的阴阳历。中国通行的阴历实际是阴阳历。伊斯教中采用的希吉里历(中国俗称“回历”)才是真的阴历,这种历法春夏秋冬四季可以在一年中何时候出现。中国的阴历则春季必在年初,冬季在年末,这是与回历不同的。     

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

在民国时期三次“国都论争”中,古都北京的政治形象成为首都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帝制刚被推翻的民国初年,北京虽在政治强力下被定为首都,却被时论普遍定性为“专制巢穴”。20世纪20年代,基于新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主张定都南京与北京的双方围绕北京“专制巢穴”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展开激烈博弈,结果首都南移。抗战胜利前后,北京虽未迎回首都身份,但论争中曾经的建都劣势却被转化为优势,“历史名都”的正面形象基本取代了“专制巢穴”的负面定位。北京形象的衍化是政局、社会环境、个人思想诸要素叠加影响、演变的结果,是其作为千年古都的独特境遇。     

“滇”的语种与含义初析

云南出现“滇”的称呼,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对此称呼的语种和含义,过去很多学已有专论。今天,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整体思想指导下来研究这个问题,它就不仅只是一个字的含义及其解释,还涉及到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变化及其所处地位,说明云南很早以前在化交流、宗教传播、民族关系等方面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在云南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邻”“里”“街”“坊”

“乡”、“县”、“州”这些今天还在沿用的行政单位,在诞生之初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便于政令的实施,完善赋税的管理,把一定数量的“户”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之内,     

试析“月光”、“枯井”和“三脚猫”的象征意义

意识流、潜意识、时空倒错、象征意象构成了《月光·枯井·三脚猫》的现代派小说特质。其中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象“月光”、“枯井”和“三脚猫”是作者刻意营造的,每个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三者之间还具有某种必然联系,这对理解文章的主旨具有关键作用。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本文认为“月亮”、“月光”象征着汀樱对情与欲的需求,“三脚猫”是丹一的化身,幻觉中的“蓝猫”则是道德和理性对情欲的监督和约束,沉入“枯井”则象征着汀樱陷入苦闷、困惑、无助的境地,因此这篇小说是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表现汀樱内心世界灵与肉、情与理的矛盾冲突。     

试以“三个代表”为标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依据的历史背景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它所揭示的执政规律及体现的执政价值无疑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如以"三个代表"为评价洋务派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价值标准,则可发现洋务运动虽然在当时引进并发展了一些近代先进的生产力,但洋务派既不足以代表近代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也不足以代表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其失败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央行选择“做恶人”

央行以及决策者认为,货币放水无法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央行将以较紧的货币水位,配合中国整体经济结构转型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刘禅的“智”与“愚”

一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让蜀汉后主刘禅成为名人,也让他成为“扶不起来”的典型。其实,真正的刘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楚式“镇墓兽”形象与功能考

楚式“镇墓兽”之名并非来自先秦文献或器物自名,而是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命名。然无论从楚地独特魂魄观念所映射的制作初衷,还是其初始和消亡时的形态,抑或是其与木俑的位置摆放关系所呈现的尊卑有别,都表明“镇墓兽”之名并不副实。这类木雕制品既非《山海经》或神话中的某些神怪,也非人间的巫史祝卜,其功能也非镇墓辟邪,或引魂升天。先秦文献所载楚地独特的魂灵观和“像设君室”以招魂表明,它们应是墓主之像,一种为了依附死者魂灵而制作的木雕人像。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场”“类”“度”视域下“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产性保护既能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又能提高其适应现代社会的活力,还能较好地解决非遗保护过程中"保护"和"发展"的平衡问题。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在宏观上,各地区要从"场""类""度"三方面综合考虑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应尊重非遗的"个性",在基本原则的指引下,面对特定对象制定合理的保护和发展对策。     

“麻胡”考

问题的提出儿时在平遥———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乡下度过。每每夜间哭闹,母亲便以“麻胡”来吓唬,自己便恐惧,便用双手紧紧搂抱母亲,便哭闹声立停。“麻胡”,在我同代人的心中是一种凶恶的吃人的野兽。稍长,随母亲去邻村赶会(赶集)正正在玉米吐穗时。回家路上,见不远处田野里一只狼悠闲地正走向一片高粱地,大人们都说,那是“麻胡”,自己便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催母亲快走。心中也便以为“麻胡”原来便是狼。至于“麻胡”两个字怎么写,是“麻胡”、“马虎”,还是“麻虎”?并不知晓。后来读了书,游了一些地方,知道以“麻胡”来恐吓小儿的,不仅…     

“官话”连篇

如果把幸福二字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幸”字是“土”和“钱”的构成,“福”则包含“衣”、“口”、“田”,这样看来,幸福是指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家里的人丰衣足食,有房住、有田耕、有钱花。这是广州市长万庆良对“幸福”二字的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