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我们在一个现代村落进行了一次传统方式的粟的早期作物加工实验,结果显示在收割的粟中含有相当比重的不成熟粟,这些不成熟粟经过脱粒和扬场等加工程序后,与其它作物加工的副产品一起被去除(作为燃料或者禽畜饲料)。类似的作物加工副产品也可以推测存在于黍的加工过程中。这一研究为植物考古样品中不成熟粟、黍的鉴定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不成熟粟、黍是中国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植物考古样品中常见的组成部分,根据此次实验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鉴定标准,并用来自山东和河南的植物考古样品举例说明。我们认为种子形态而不是种子大小在粟的鉴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些整体形状呈圆形,胚区呈窄卵形,胚区长约占种子长5/6的种子,即便很小,很扁,甚至像被"挤压"过,都可以鉴定为粟。尽管不成熟粟根据其成熟程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别,但由于他们都集中在早期作物加工废弃物内,因此他们在解释作物加工方面的意义是相同的。另外,这一研究还肯定了在植物考古研究中不成熟粟类作物和成熟粟类作物的比例可以用来探讨作物加工对考古遗址中以粟类作物为主的植物遗存的形成过程的影响。     

青海化隆沙隆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沙隆卡遗址2016年度发掘的浮选结果表明，细石器时期居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野生物种为主；仰韶文化时期，粟、黍在当时生业模式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齐家文化时期，作物种类有粟、黍、小麦、大麦、燕麦、大豆等，农业生产呈现出以粟类作物为主的多种旱地作物种植特点；卡约文化时期，作物仅见粟、黍、大麦，仍以粟作为主。粟、黍等本土作物，与小麦、大麦等西来作物在该聚落的交汇可能是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     

安徽宿州杨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本文利用浮选法获取了杨堡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战国晚期--汉代的炭化植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粟、黍所占比重较小;岳石文化时期,粟的比重上升,与水稻的地位相当,同时小麦和大豆出现,且小麦初具规模,黍的比重较小;到了战国晚期--汉代,粟和小麦成为主要作物,水稻的地位明显下降。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以杨堡遗址为代表的淮河中游地区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实行多种作物的种植制度,并不断发展;稻-旱混作农业模式在这里长期延续并经历了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研究结果对揭示淮河中游地区古代人类生业模式及农业结构演变有重要价值。     

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2010年浮选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时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浮选,对浮选所获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和麦类作物穗轴进行鉴定、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炭化种子以谷物类为主。各类谷物的比例和出土概率反映该遗址在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阶段是从事以粟黍为主的小米类农业,在西城驿文化偏晚阶段开始利用以小麦为主的麦类作物,在四坝文化时期发展成种植粟黍为主、麦类作物为辅的农业模式。遗址的加工模式可能包括脱粒-扬场的加工阶段。     

农具铚的考古发现与再研究

考古表明,农具铚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盛行于春秋战国,直至汉代,从其形制的异同推断,它们可能源于两个体类,即刀系和镰系。研究认为,铚主要是摘取麦、稻、粟、黍等禾本科结穗作物的工具,另从发现的区域看,铚的存在与大量使用代表了古老割穗方式在我国北方地区、西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延续,是当时"周边四裔"重要的农业收割工具。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工具残留物及微痕分析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包含有仰韶中晚期、龙山中晚期、二里头时期及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在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石器制造中心,在伊洛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时期的生计结构,我们对灰嘴出土的28件切割工具(刀、镰和矛)进行了微痕、淀粉粒和植硅体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刀和镰主要是用来收割栽培谷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稻谷,但也收获或加工其他植物,如大豆和多种块根类植物,如山药、百合科、栝楼根等。结合浮选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可知先民在灰嘴居住的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生计形态变化表现为:仰韶时期是以粟黍-薏苡为主,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粟黍-薏苡-麦类-大豆为主,同时始终以稻米和多种块根植物为辅。     

江苏镇江丁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

炭化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丁家村聚落的生计以农业生产为主,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作为补充。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属于典型的稻旱混作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宁镇地区的传统农作物,粟、黍和小麦属于外来旱地作物,它们的出现可能是宁镇地区与中原、海岱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其中粟、黍比小麦传入更早。此次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首次报道,其结果为研究湖熟文化生业经济提供了材料和线索。     

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的浮选结果

本文对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四坝文化时期的剖面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浮选所获得的炭化植物种子和麦类作物穗轴进行鉴定、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炭化种子以谷物类为主,各类谷物的比例和出土概率反映东灰山遗址四坝时期的农业经济,是经营以粟为主黍为次的小米类农业,小麦、大麦和裸大麦被普遍使用,以大麦和裸大麦为主的麦类作物,是当地旱作农业的补充。大量炭化裸大麦遗存的发现,为认识麦类作物种子的分类提供了很好的实物材料。与周边遗址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河西走廊地区作为麦类作物传播的重要通道,外来的麦类作物并未取代小米类作物,仅为当地小米类农业的补充。     

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

历来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近年来,由于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都有一些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黄河流域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唯一地区的观念发生了动摇。尽管如此,它在中国文明发生和早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仍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可以说是在旱地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公元前六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就已经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以后逐渐增加了小麦、大豆、高粱和稻谷的栽培,但产量不多。大约直到汉代以前,都是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农业的发生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技术进…     

考古发现所见河西走廊史前的农业双向传播

史前时代中国起源的粟黍和西亚起源的小麦、大麦在河西走廊双向传播过程的研究,对于认识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梳理和对比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大化石、骨骼碳氮同位素结果和种子碳十四测年结果,探讨距今5000-3000年粟黍西渐和麦类东传的时间和路线,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随着马家窑文化西进至河西走廊,粟黍农业在距今5000-4400年传播至河西走廊并得以发展,在距今4400-4200年传播至欧亚草原中部哈萨克斯坦地区。另外,距今5000-4500年小麦、大麦已经在欧亚草原中部广泛种植,并向北传播至南西伯利亚等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可能通过南北向河谷传播至河西走廊地区。西渐的粟黍作物和东传的麦类作物对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人类生业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救济问题

民国阶段赈济形式主要包括急赈、调粟、工赈和除害四个方面。急赈是一种纯粹的治标措施,也是灾害发生后最急切、见效最快的救济方式,亦是历代灾荒发生后统治者惯用的救济措施。急赈主要包括赈谷、赈款和施粥三种方式。调粟也是历代统治当局在灾荒发生后经常采用的措施。民国时期每遇灾荒政府也沿袭这一方式。调粟政策一般包括移民就食、移民垦荒和平粜三个方面。工赈顾名思义,即以工代赈。工赈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赈济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因而被认为是最合科学原则及最实用的救灾办法。相对于政府的救灾而言,民国时期社会义赈的表现则尤为突出和可贵。     

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炭化种子果实研究

通过对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灰坑等遗迹中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果实进行鉴定和统计分析,探讨了该聚落人类与植物的关系:(1)遗址中出土的丰富的粟、黍和草木犀属植物遗存,可能与马的喂养有关;(2)陈庄聚落西周时期农业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作物包括了文献记载的"五谷",就是粟、黍、小麦、大豆和稻,粟和小麦等旱地作物占的比重最高,水稻可能较少,牛筋草等杂草可能是收获等过程中带入聚落内的;(3)常见的野生植物如野大豆、枣、葡萄以及动物遗骸等可能反映狩猎捕捞仍然作为食物的补充。     

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

济南唐冶遗址采集的周代浮选样品中,出土了包括粟、黍、大豆和小麦在内的农作物以及果类、杂草等炭化种子遗存,这为了解周代山东地区农作物结构提供了首例浮选获得的植物遗存资料。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粟是唐冶遗址主要的粮食作物,黍子、大豆和小麦也是农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冶遗址出土农作物均为旱地作物,没有发现稻谷,可能与西周以来气候趋于干冷有关。。     

从孝感叶家庙遗址浮选结果谈江汉平原史前农业

《从孝感叶家庙遗址浮选结果谈江汉平原史前农业》也是一篇浮选报告。江汉平原以黏性土壤为主,一般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开展浮选有一定的难度。但在叶家庙遗址浮选出土了非常丰富的炭化植遗存,这说明,浮选法在该地区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植物考古学田野方法。在叶家庙遗址的浮选结果中包括有木炭、水稻、粟、稻谷基盘、以及各种杂草种子。其中水稻遗存在炭化植物种子总数中所占的绝对数量比例高达96.9%,出土概率接近70%,由此证明,江汉平原在屈家岭文化晚期拥有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另外,结合杂草和稻谷基盘的出土情况,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当时社会拥有种植、加工到利用水稻资源一整套的步骤,是社会生业的主要支柱。在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少量的粟,叶家庙的古人在已拥有稻作这一优势作物技术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粟类作物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

作为分析古代人类与植物关系的手段之一,植硅体分析在研究考古遗址中的人类活动、栽培作物及加工方式等方面,都越来越显示巨大的潜力。对王城岗遗址部分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发现,在城墙夯土、城壕填土乃至城墙附近灰坑的土壤中,植硅体的密度低可能与城墙建筑有密切关系;王城岗遗址中发现的水稻、谷子的植硅体,表明当时聚落内有这两种农作物,并可能在城墙附近进行了脱壳加工。     

天工开物——中国国家博物馆“科技的力量展”

中国在古代就是一个发明创造的国度,培根、伏尔泰和马克思等思想家高度评价过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中国伟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创造远不止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等"四大发明"。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摸索、思考、总结,不断积累知识、总结经验,最先栽培了水稻、粟等粮食作物,发明了丝绸、瓷器等,这些伟大的技艺发明,不仅同我国古代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密切相关。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进程探究——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

云贵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先民多元的生业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植物考古材料,对区域内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作物结构以及农业种植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行探究。现有材料表明,云贵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经营稻粟混合型农业,随着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的传入,滇西北、滇东等地开始流行稻粟麦混合型农业。除农作物外,野生植物资源在云贵地区先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对理解西南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植物资源的选择既是先民对山地环境的适应与探索方式,也是区域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粟的出现及其环境背景

在传统上,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多经营稻作农业,但近年来该地区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粟遗存。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可以将这些遗存分为五大区,而粟遗存在各区的分布存在着时空变化。这些粟遗存的出现以及时空变化是有环境动因的。总的来看,古环境的变化导致粟遗存的分布区域扩大和缩小,而遗址所在地的特殊地形和气候则促使先民选用粟。     

古今的尺

在我国,最早的尺就是自己的手。张开大拇指和中指就是一拃,一拃算一尺。夏朝的时候,第一个帝王禹把自己的身高定为一丈,一丈分为十等分,每份即一尺。据说,身高一丈的男子被称为“丈夫”,后来,就把成年已婚的男子统称为“丈夫”了。“丈夫”一词即由此而始。汉朝时曾规定把一百粒粟(即谷子)排在一起的长度定为一尺。     

大连王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王家村遗址2011年度的系统浮选发现了粟、黍、水稻、小麦和大量的非农作物的种子;非农作物种子中以藜属最多,其次为黍亚科与酸模属。浮选结果表明,虽然小珠山三期、小珠山五期均为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二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自小珠山五期始,水稻、小麦开始进入先民的食谱,此次的发现为研究二者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材料;野大豆的驯化也已经开始,相比关中、中原地区,该地区的驯化过程起步较晚。除了主要农作物外,藜属、酸模属等非农作物在先民食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为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