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光海君的双边外交政策

本文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分析研究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与明朝、后金的关系,探讨了朝鲜国王光海君推行的双边外交政策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建州女真兴起之前,朝鲜与女真诸部间存在着某种不平等关系。由于朝鲜以程朱理学立国,由此埋下了朝鲜视满族人为“夷狄”的根源。面对建州女真的日益强盛,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明朝与后金的策略,但却被推翻。清朝以两次战争,将朝鲜由明朝藩国变为兄弟之国以至藩属国。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朝鲜始终坚持尊王攘夷的儒家义理观,抗拒清军;被征服后,依然与明朝潜通往来。清入关以后,为了消除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的敌意与憎恨,故而推行德化政策,施恩于朝鲜。     

论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

史学界对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局限于中国史料,很少有人研究。本文利用朝鲜文献,探讨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援兵问题、朝鲜双边外交问题以及明期对后金与朝鲜之间关系的干预问题等等。     

“小国寡民”与“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之比较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思想,15、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构想。不同的时代及地理环境下,两人本着同一个社会理想,以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两种大同世界。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无阶级观与莫尔的"奴隶"阶级观。     

毛文龙与《輶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韩国三田渡所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考述

一、大清皇帝功德碑序说1 7世纪初叶 ,掌握中国东北亚地区的后金为了征服中国大陆 ,在有野心的计划下 ,于1 6 2 7年 ,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世称“丁卯胡乱”。这场战争的结果 ,后金与朝鲜结盟约为兄弟之国。此后 ,后金为了征明 ,要求朝鲜助他军粮、兵船与岁币。1 6 36年后金太宗平定内蒙古后 ,去汗号改用皇帝尊号 ,遣英俄尔岱与马福塔以兵威胁朝鲜助后金。在这种局势下 ,朝鲜内部意见亦发生分歧 :一是以金尚宪为代表的斥和论 ,二是以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论 ,形成对峙现象。其结果 ,斥和论得势 ,朝鲜王下旨八道宣传教书。1 6 36年 4月 ,清太…     

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东部蒙古诸部蒙古人纷纷归附明或后金的现象。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的形势下,双方为增强势力展开对蒙古降人的争夺,如何有效安置蒙古降人成为争夺成败的关键。明奉行"用夏变夷"的安置政策,后金实行"善待来者"的安置政策。由于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认识不同,所采取的安置措施也不同,蒙古降人纷纷投向后金,使后金在与明的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毛文龙与《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中日“间岛问题”交涉(1907-1931)

从1907年起,日本为了其侵略利益挑起"间岛问题",严重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和东北地区的安全。经过激烈交涉,1909年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以将"间岛"领土主权、杂居区域朝鲜人管辖权归于中方而暂告结束。但此后日本以设在延边5个商埠地的领事馆作为据点,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不断破坏《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并派领事馆警察不断向商埠地外杂居区域进行渗透、扩张,擅自扩大对朝鲜人管辖权,致使中日交涉仍然持续不断且更趋复杂激烈,直至九一八事变。中日"间岛问题"交涉的实质是双方在延边地区进行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斗争。中方各级官员经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日本的渗透、扩张进程。     

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

朝鲜古地图中保存了清代中朝边界的诸多重要信息。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考察了其绘制方法与特点,重点分析了穆克登碑、图们江源、"间岛"及鸭绿江下游岛屿等边界地区在地图上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朝鲜古地图在绘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深刻影响,在内容上反映了绘制者对本国历史、地理状况的认知,也体现了其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边地秩序: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外”之别

有明一代,云南西南地区一直存在"内"、"外"之别。从明初的"版图之外"、"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到明中期的"远近之夷",再到明末的"内外之夷","内"、"外"观念在发展,视角也在不断变化。在经历了"麓川之役"和明缅战争之后,地方士人对"内"、"外"土司的划分也发生了变化。从明初到明末,随着边地秩序的确立及重塑,"内"、"外"的涵义不断变化,呈现出动态和多元的特征。     

论大凌河之战

大凌河之战 ,后金将围城、和谈、攻坚、打援相结合 ,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围城打援、亦战亦款的成功战例。本文叙述战役过程并分析双方得失 ,阐明此役的影响 :后金变革军制 ,开始组建八旗汉军 ,调整对明兵略 ,深入中原 ,掳掠财富。大凌河之战 ,后金获得战略性的胜利 ,明朝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加速了明亡清兴的历史进程。     

皇太极喜得传国玺

后金(清)天聪九年(1635),经过近20年的征战,后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统一了东北,而且征服了朝鲜,降服了蒙古大部。解除了后顾之忧,君权益固。正当皇太极雄心勃勃,欲夺取中原,入主称帝之际,事遂心愿,意外喜获世代帝王相传、象征皇权的玉玺。     

以“小华”观“中华”——壬辰倭乱后朝鲜战俘鲁认的中国之行

万历二十七年,壬辰倭乱中的朝鲜战俘鲁认在明人援助下从日本逃至中国福建,并与当地士子和官员进行文化交流,其《锦溪日记》和《锦溪集》生动地记录了这段传奇经历。鲁认选择迂道中国,他对忠孝节义的诗文表达、对《朱子家礼》的恪遵、对"止修"学说的接受、对佛教的排斥,皆表现出朝鲜士人强烈的朱子学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小华"观念,使鲁认的中国之行,成为"以小华观中华"的文化之旅,藉此可以考察朝鲜和明朝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     

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再研究

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努尔哈赤以告天七大恨起兵攻明,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同时也展开了后金对明以七大恨宣传为代表的宣传战的序幕。以往学界对"七大恨"的研究多停留在明清战争视角下七大恨"真本"的甄别和产生原因的分析、评价。本文试图论证后金对明七大恨宣传存在官、民两个语境,并在宣传策略上能够根据不同局势进行调整,已达到对明官迷惑、对民拉拢的目的,争取最大的战争胜算。     

《金国汗黄台吉与海岛刘兴治等告天盟书》考

明末,盘踞在辽东皮岛的汉人势力刘氏兄弟先后经历了"叛明归(后)金"与"叛金归明"。然归明后的困局让刘氏兄弟逐渐成为游走于明廷与后金政权之间的第三股军事势力,并成为明廷与后金之间争取的对象。明廷欲通过刘氏兄弟联络海上汉人抗金势力,建构以皮岛为中心的海上防御后金的军事力量,故积极笼络刘氏兄弟。为化解明朝的海上防御战略,皇太极运用离间计与恩威并施之策,积极"争取"刘氏兄弟势力。在皇太极不断加大政治砝码诱惑之下,刘氏兄弟终于走向后金一边。天聪四年七八月间,刘氏兄弟与后金在盛京、皮岛先后举行秘密盟誓。然随着刘兴治被岛内反对盟誓者所杀,盟誓之目的亦化为泡影。但自此后,明廷海上防御线逐步被后金瓦解,加重了明廷的危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金国汗黄台吉与海岛刘兴治等告天盟书》,它是天聪四年后金政权与皮岛刘氏兄弟之间盟誓的历史证物。经对勘,其所载内容与满文文献完全契合,具有独特的历史与学术价值。本文将该盟书与满、汉文材料相互佐证,试图复原天聪四年七月十一日金国汗黄台吉与皮岛刘兴治等盟誓的前因后果等历史面貌,以示该件文书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小国寡民”与“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之比较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思想,15、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构想。不同的时代及地理环境下,两人本着同一个社会理想,以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两种不同世界。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无阶级观与莫尔的“奴隶”阶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