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钱穆史学成就研究综述

钱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作等身,尤其在史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建立了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笔者主要从一般历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三个方面,对钱穆史学成就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翁有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正如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体认与审视一样①，他对中国政治也有独到的体认与思考。本文拟从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对中西政治歧异的比较以及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构思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钱穆虽为一介书生...     

近代以来新疆艺术述论(1840-1999)

本文把近代以来新疆艺术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对各艺术种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认为新疆艺术和中国政治社会变化密切相关,各阶段的新疆艺术既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深刻地体现着其独具的传统特点;虽然新疆艺术受东、西方文化和艺术潮流的影响,但是此期中国内地艺术的影响深刻而全面。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论诸子散文兴盛的原因——从共时性和历时性角度分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期,先秦诸子确立了中国文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诸子散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享用其带来的社会成果时,本篇文章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分析探讨诸子散文兴盛的原因,并将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一些启发。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新中国行政管理体系变革的主题与主线

新中国行政管理体系的内涵集中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具有四个基本属性: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性;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性;三是时代变革的创新性;四是先进文化的开放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行过多次行政管理体系变革。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变革的积极探索阶段;第二阶段     

全球资本主义:三次重大转型——对于经济—社会关系的社会—哲学解读

从19世纪起,资本主义社会向工业时代过渡,经济、文化与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19世纪至今的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和非西方式的民主经济阶段。可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称为大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类型出现危机的结果,而新的现代性类型是通过寻找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关系来形成的。分析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型的经济、社会根源,可以清晰地洞察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三次大转型的新理论框架为预测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巴蜀文化墓葬出土铜刀文化因素分析——兼及巴蜀文化发展进程管窥

巴蜀文化墓葬出土铜刀包含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两类外来因素,两者融合之后产生了许多新的器型,其中一部分新器型实现了土著化,成为蜀文化铜刀的主要形制。据不同文化属性铜刀数量的历时性变化,可将铜刀划分成舶来、土著、变革三个发展阶段,并以铜刀发展及相关历史背景为基础,管窥出巴蜀文化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特征从早到晚分别为守商周、倾荆楚、染秦化。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

2001～2005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对广富林遗址进行多次发掘。该遗址遗存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第四期;第二阶段既同第一阶段之间存在文化延续性,又包含一部分非当地传统的龙山时代文化因素;第三阶段即广富林文化,其中的良渚义化因素较少,却同于油坊类型的关系比较密切。     

学科融合视域下本土红色文化融入中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路径研究

<正>漳州红色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对中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文化观,以及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学生而言,文化自信的培育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同步推进。漳州红色文化教育中,通过学科融合的方式,能够使学生在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     

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

文章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体现出其“文化一元”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优秀”论,在美国国内,他主张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族群文化为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在国际上,他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并在理论上将其“美国核心文化”论演绎为“西方核心文化”论,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戒文、戒书与戒文化考溯CSSCI

戒文与戒书是中国戒文化的重要载体。戒文活跃于三代至六朝,以《尚书》为渊薮,以汉晋间为盛;戒书起自班昭《女诫》,成熟于《金楼子》《颜氏家训》;从戒书开始戒文化走向大众与普适。对戒文化的认识发源于《尚书》的弼违意识,以李充论戒始为自觉;六朝晚期戒文化成熟,有刘勰等的泛戒文学观,又以萧统弼匡的戒文化观为标志。萧统编撰《文选》是戒文化发展的重要事件,其《序》中论戒而书不选戒,是萧统戒文化观而非戒文学观的一个折射。中国戒文化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上古三代为萌芽期;汉晋为发展期;六朝为形成期;隋唐以降为流变期。     

小河沿文化的时空框架

小河沿文化陶器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组合,基本上可以代表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晚三个阶段。其早期曾与红山文化有过一个同时并存的时期,晚期最晚的器形与白燕遗址三期同类器具有相似性,应当已进入龙山时代。从遗址分布看,燕山以南小河沿文化遗址以早期为多,少量进入了中期,晚期遗址不见,而燕山以北地区早期遗址相对较少,中期以后遗址明显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