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对淮河的全面治理

1950～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新中国对水患严重的淮河展开了全流域、多目标的全面治理,从而迈出了根治淮河的第一步。当时的治淮工程,具有质量较好、速度较快、费用较省、效益较大等特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治水的实践,其经验与教训弥足珍贵,影响深远。     

论建国初期南充地区疫病防治(1949-1956)

南充历来地处四川重镇,政治经济的稳定成长于四川整体实力壮大功不可没。建国初期,多种疫病横贯南充,在党和国家方针指引下南充制定切合实际的疫病防治措施,历经多年全民奋战,成效显著。本文史海钩沉追溯当年疫病概况、措施、成效,为今日南充疫病防治提供参考。     

论建国初期的乡村干群关系——以淮河流域商水县为例(1949—1954)

建国初期,党—国家通过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乡村社会革命运动为载体,实现了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通过培训及在历次群众运动或完成上级任务的过程中、从大量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选拔以贫雇农为主的乡村干部的方式,解决干部的来源问题;进而,通过乡村干部对群众运动进行领导与推动——但在此过程中不免产生干群矛盾。对于乡村干群矛盾的化解,党—国家往往在推动乡村革命的进程中,通过发动群众、整顿组织,进而整顿干部,甚至以群众意愿决定干部去留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显示了建国初期乡村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时代特点:干群关系受革命伦理及动员—运动机制的制约。当然,这一时期乡村干群关系的特点正是国家建构目标与乡村现实矛盾的折射。     

建国初期甘肃妇女解放运动研究（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先后取得了诸多成果,使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甘肃作为西部偏远地区,妇女解放运动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但也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宣传贯彻《婚姻法》,妇女开始识字,学习生产技术,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观念。同时,妇女开始参加生产建设,获得经济独立,开创了妇女解放的新篇章。     

博物馆与传统庙宇建筑(1949-1966)

1949-1966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新博物馆建设是时代迫切的任务,但囿于国力,难以展开大规模的新馆建设,而数量众多的传统庙宇建筑因其特有的公共空间性,成为博物馆馆舍优先再利用的主要建筑类型;另一方面,在新的文化体系建构中,多数传统庙宇建筑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负面标签,被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后文化行列。此时段博物馆建设者虽然巧妙地利用了传统庙宇建筑特有的公共空间,将之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场域,部分完成了传统庙宇与博物馆的角色置换,但是,整体上仍然无法有效融合两种空间的差异性。     

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

1949— 1 966年间 ,侨汇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 ,侨汇既是国内近千万侨眷主要或次要的生活来源 ,也是国外广大华侨与祖国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 ,又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需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 ,在“文革”前 ,争取侨汇工作不仅被认为是我国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侨汇工作还对我国侨务政策的演变产生了不容轻视的影响。     

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研究(1949-1966年)

论文选取1949-1966年间的归侨体育人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群体的形成原因、群体的基本特征、主要贡献,力图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力量、侨务政策、社会经济变迁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归侨竞技体育人才所承载的特定历史使命、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面对社会转型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体育人才与中国发展之关系.归侨体育人才群体的形成,主要缘于国家动员形成的巨大拉动力量、东南亚局势动荡促成的外在推动力量,以及国家认同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群体的规模与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回归时间峰值化、空间特征区域化、回归通道社团化、来源构成多源化等特征;群体的贡献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扮演的多重角色:首先,筚路蓝缕,成为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特殊海外力量;其次,言传身教,成为指引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幕后英雄;最后,在“文革”中,他们开始跨国流动,走向更为广袤的空间,推动了竞技体育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与交流.     

1949-1966年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回顾

1949年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一样,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浙江省博物馆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近17年的努力调整和改造,成为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本文对这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     

清代淮河水报制度建立及运作研究

清政府淮河的管理,主要关注与黄、运关系密切的下游河段。随着集权统治的巩固和国势的提升,对于淮河上游水文环境信息的掌控也进入了清政府管理视野之中。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利用地方官员和社会民间的力量,在河南、安徽境内淮河上游沿线设置了多个志桩,观测其涨水尺寸,并将这些信息利用马递的方式,快捷地传递至下游治河官员处,一定程度上成为下游河工防洪调控的重要参考,从而建立起了淮河水报制度。淮河水报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发展,是清政府要求掌控疆域内环境变化的结果,政府通过调动辖境内河官、地方官乃至基层人员等不同的人力资源,并相应地调整和完善其自身行政事务能力,从而使其环境管理的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建国初期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以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控为例

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的流行和蔓延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我国政府沉着冷静,从容应对,首先摸清情况、认清形势,其次正确评估、科学论证,最后采取果断措施,建立了政治动员机制、组织决策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为后来新中国成功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借鉴,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打下了牢固基础。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双重的矛盾——印度尼西亚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解析(1949-1966)

从1949至1966年,印美两国关系经历了友好、冲突、缓和与恶化的曲折变化。印尼中立主义与美国遏制战略之间的冲突,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重矛盾。印尼民族主义与美国维护冷战盟友荷兰、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冲突,则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二重矛盾。印美两国矛盾的实质在于,冷战的两极格局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和一个新兴地区大国之间难以调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秦岭-淮河南沿线地区宋代墓葬的初步研究

目前秦岭一淮河南沿线地区发现的宋代墓葬已积累了一定的数量,从这些墓葬所反映的特点来看,受到了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共同影响.我们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特征出发,总结了这些墓葬的特点和阶段性特征,并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贵州银行研究(1941-1949)

1941年重组的贵州银行按照股份制公司形式组建、依照现代银行管理模式进行管理。该银行总行设于贵阳,在省内外共设立了30多处分支机构、办事处与通汇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业务网络。贵州银行虽仅经营数载,但对促进贵州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为现代技术的运用、为贵州经济的发展及转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建国后17年间盂县地方工业发展史略(1949—1966)

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工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追溯盂县工业的出现,亦是仇犹子孙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渐发现地上地下宝藏,在农牧之余搞一些零星的挖煤、采矿、冶炼、制作生活和生产工具为始.继之,随着需用量的日益增加,又形成了固定的加     

北影的第一次辉煌(1949年10月—1966年7月)

北京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49年4月21日,原名北平电影制片厂。1949年10月1日正式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成长,现在北影厂已经经历了整整50个年头了。一、初创期成绩显著北影厂初建时,它的人员构成,一部分来自东北电影制片厂,一部分来自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技术人员,一部分是国民党原设在北平的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的员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中国共产党早已休戚相关,同舟共济。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地从事电影工作的驻北平办事人员,构成了二百多人的一个小厂,田方任厂长,汪洋任副厂长。北影厂在1949年到1966年的…     

陈宏谋与洞庭湖水患治理——以《陈榕门先生遗书》为中心

在贤臣辈出的"康乾盛世"中,陈宏谋与两江总督尹继善和云贵总督张允随一起被誉为"最贤者."数十年外任期间,陈宏谋尤其重视水利工程建设,湖南洞庭湖区正是其治水事业的最后一站.早在乾隆二十年首任湖南巡抚时,陈宏谋就对洞庭湖滨堤垸岁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技术指导.再任湖南巡抚时,于乾隆二十八年提出了禁止洞庭湖滨私筑垸田、以防湖面愈...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述评(1927-1949)

近年来,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新史料的发掘也给中德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对海峡两岸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及关于若干重点问题的探讨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就今后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谈了一点初步的看法。     

中国国民党党团制度初探(1924-1949)

在中国政党制度史中,党团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与俄共的政治交往。虽然党团这一组织形式最先被中共运用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但是关于党团的正式规定却首先出现在中国国民党党章中。中国国民党党团制度是怎样产生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作用如何,将是这篇文章探讨的主题。     

铁路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社会变迁(1908-1937)

近代河、漕、盐三政的中心地位丧失导致淮河中下游区域的全面衰败,但铁路这一新型交通工具的引入却遏制了这一过程.随着通过本区域连接中国南北东西的干线铁路建成,本地域交通体系以铁路为中心得以重组,进而推动了农业商品化和工矿业的发展,并使少数城市迅速崛起,从而使城镇体系和商业网络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社会经济和结构也有所改变,整个地区的经济重心由运河沿线转往铁路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