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胤锡史事辨正

堵胤锡史事辨正王赓唐堵胤锡（“胤”一作“允”）①,江苏宜兴人（《明史》列籍无锡）②,字仲缄,一字牧子,号牧游。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１６０１年）,生于武进夹山十房街。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公元１６４９年）,病卒于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他是南明永历...     

李来亨圣帝行宫之碑校勘记

在湖北兴山县西北四十五里的白羊寨山顶,矗立着一块高4.88米、宽0.96米的"圣帝行宫之碑".这块石碑是大顺军后期的杰出将领李来亨树立的.李来亨(?-1664年),陕西清涧人,明末时期参加陕北农民起义军,为大顺军著名将领李锦(过)养子.1645年李自成牺牲后,李来亨同李锦、高一功等在洞庭湖滨与南明将领堵胤锡联合,从事抗清斗争,转战于湘、鄂、黔、桂等地,战绩卓著,被南明永历王朝晋爵为"临国公"(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三《洪育鳌传》).李锦     

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发生与传播探论北大核心CSSCI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时最先出现,道咸间被钱绮用作书名,但却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学者对此不满,在乾隆时即用“南明”作为书名。清末,中朝两国同时兴起反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著寄赠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抗战爆发后,南明史的象征意义再次凸显,促使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南明史家和流落西南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南明”史加以重视,“南明”语境骤然形成,“南明”史概念风行一时。抗战后,“南明”史概念的传播虽因政治意义消失而退潮,但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在课堂讲授和课题研究中,历久弥新。     

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

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南明抗节人臣的表彰与南明帝王史事的处理。从康熙中期正式官修《明史》到王鸿绪刊刻《明史稿》,再到殿本《明史》刊布,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书法的讨论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对于南明抗节人臣,起初一本"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的忠义原则,主张大肆表彰忠节,到后期则取法《宋史》、《元史》表彰易代之际人物的做法,表示"不没其实",但在历史叙述上更多地叙述明亡以前史事,而略写南明时期抗清事迹。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这样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和学术倾向。     

六百年巍然屹立的南明桥

南明桥位于贵阳城区南明河之上,跨南明河南北两岸,今属于南明区辖境内。南明桥过去曾经叫过霁虹桥、南门桥、襄阳桥、南明桥、中正桥等多种桥名。古代,南明桥既是连接贵阳城郊的重要桥梁,又是贵阳城通往湖南、湖北、广西邻省,甚至京城的要道,在交通位置上十分显要。正因为如此,据地方志记载,南明桥是贵阳最早建成的大桥,历史悠久。南明桥近水泛绿,远山含翠,     

钱澄之的《所知录》

钱澄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人和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水平之一.所撰《所知录》载述南明隆武元年至永历五年之史事,皆其身历目睹,为南明重要史籍.因清廷禁毁,该书长期仅抄本流传,没有定本,且众多抄本互异,给校勘整理带来很大的难度.     

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

康熙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并把这种评价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将其作为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及抑制文官集团、强化皇权的话语权力.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灵秀南明兴未艾

南明河灵秀,黔灵山深幽。这秀水幽山,造就了贵阳这块黔中宝地,形成了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贵阳的崛起是从南明河畔发祥的。南明河自西而东,穿城而过,蜿蜒十余公里,到水口寺隐入大山。据史料记载,旧时的南明河畔名胜颇多,光寺庙就有近二十座,后来由于几经风雨沧桑,大都消失。如今现存的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甲秀楼,佛教名寺黔阳寺,道教胜地仙人洞,古朴典雅     

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王船山经义、史论对政治实践之思考

本文提出宋明道学到王船山那里,心性才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真正紧密地内在关联起来,并有效地解释实际的历史。本文以船山经学与史论为中心来讨论此点。第一部分讨论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等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识",以及"心有广大深远之术"。第二部分则讨论心性之学落实于政治的实践者"大臣"身上,并讨论"大臣之道"。"余论"部分会探讨船山在其经学、史论中对于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的思考与其本人在南明永历王朝的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     

《锦绣南明》概况

《锦绣南明》一书,入选《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于2006年1 月出版。本刊资刊发原南明区委书记,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长发为该书撰写的《概况》,让读者了解南明区,了解《锦秀南明》。     

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7月8-9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省安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安龙县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4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67篇,学者们围绕南明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展开讨论。此次会议是海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就南明史举办的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对南明时代的认识、史事的考辨、文献的挖掘、人物的剖析和安龙地方史志的整理和研究     

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评顾诚著《南明史》

一部将南明史研究推向新水平的佳作——评顾诚著《南明史》陈梧桐南明的历史，既是明代历史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柳亚子在１９４１年发表《南明史纲初稿》以来，经过海内外几代学者的努力，南明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马绍愉、陈洪范致吴三桂书之史料价值

本文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南明弘光政权北使议和团成员马绍愉、陈洪范致吴三桂书,考证了明清之际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及南明弘光政权贯彻执行“联清灭顺”的战略方针。     

博物馆的政治传播功能释读

博物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展示政治意图、传播政治信息的文化教育机构,是维系和支撑权力运作的空间载体。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来看,博物馆以藏品为基础,通过内容设计、陈列展示、构建有效的政治符号等"再生产—解码"的方式来展示政治意图,当观众与现代语境下的展品价值发生接触时,展品就完成了政治文化信息的更新发展,从过去时变成现在进行时,成为观众学习的介质,从而实现政治传播的政治意义。     

南明永历元年桂林之役史实考辨

南明永历元年(1647)春夏间的桂林之役,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坚守桂林的南明军队在瞿式耜、焦琏的指挥下,击退清军两次进攻,歼敌数千,这在当时桂林城防相对薄弱的形势之下,实属不易。此役有效地迟滞了清军攻势,巩固了初建的永历政权,对于当时中国南方抗清斗争形势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柳亚子南明史料的奇遇

南明史料是指南社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在抗战中潜心写作《南明史纲》的手稿和相关史籍资料。     

《扬州十日记》证讹

1644年,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在继续和南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的三方面角逐中,取得了初步胜利,乃于1645年初,命在陕西的豫亲王多铎率所部“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扬州战役是清军渡江前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关键性的胜利。史可法被俘遇难,南明四总镇及左良玉部的溃降,导致南明沿江防线的全面崩溃,福王被擒,宣布了南明王朝基本结束。因此扬州战役在清初历史上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郑成功──饮恨金陵城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以前,主要致力于抗清复明运动。为此,他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北伐。其中,尤以最后一次规模最大,并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南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公元１６５９年）五月,郑成功以舟山为老营,开始了最后一次北伐,矛头直指南明故...     

襄樊地区出土出水的南明钱币版式探讨

明亡后,南方先后建立过几个南明政权,相继铸有弘光、大明、隆武、永历等钱币。多年来,笔者从襄樊地区出土出水的钱币中,收到不少南明钱币（惟大明通宝未见）,现选拓20枚介绍于后（见附表）。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币政与政治推进

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考量,自法币改革后,在西南边疆积极推行币政,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一方面,基于共同目标与特定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当局发生多元互动的有效整合,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管理,将一直自成体系的西南金融圈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治意图推进和边疆治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币政推行过程中,地方当局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呈现博弈之另态,反映其经济整合之另一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