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走完的历史和解之路: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对外援助》出版

正徐显芬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17.8万字,39.80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教授徐显芬的新作《未走完的历史和解之路: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对外援助》出版。本书旨在探讨日本在谋求与邻国的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是如何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阐明战争赔偿、对外援助与历史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思考政府对外援助这种提供经济利益的方式,是否会促进援助国与受援国间的历史和解。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阐释相关概念,并梳理已有研究状     

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对埃及、阿尔巴尼亚、缅甸等14个亚非欧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在出访期间,周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贯穿了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的精神,强调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并且应以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     

从博弈基地到角逐石油——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外交及其影响(1951—1972)

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外交在美国对外援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展现了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从惠勒斯军事基地上的博弈到保护石油利益的角逐历程,援助重心也历经经济援助向军事援助的转变。遏制苏联、压制埃及、使用军事基地是美国不断增强对利比亚援助的主要原因。通过援助外交,美国占有惠勒斯军事基地,拥有与苏联对抗的战略平台,开发石油也使得美国石油公司获益颇丰。美国援助外交的本质是使伊德里斯王朝服从美国称霸中东的总体战略,压制勃勃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结果把冷战因素引入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使得伊德里斯王朝军队整合与政权合法性建构陷入困局,葬送君主制政权。历史经验表明,超级大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干涉往往使地区冲突不断,安全局势恶化,同时使得被干涉国原有的国内问题更难以解决。     

同盟困境与美日同盟--日本的同盟政策分析

同盟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战争扩散的通道,同盟困境所显现的是同盟国间基于国家理性,围绕着利益、权力、地位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政策选择行为上的合作与冲突。本文以日美同盟的战后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美日政策互动为核心,考察了各个时期日本维系同盟政策行为的根源,并在同盟框架内对不同政策的相关性进行了部分梳理。     

新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的演进及评价

<正>1950～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政策处于形成与曲折发展阶段,在帮助受援国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阶段中国向受援国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主要是无偿赠予或无息贷款、成套项目援助以及技术援助等形式,很少有双向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互动,在经济层面上表现出明显的单向性。     

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对外援助效应

论文聚焦中国对非援助与对非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关系,将援助细分为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实物资本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政府和民间社会援助四种类型,构建了援助与投资的解析模型;基于中国对非洲52个国家的援助项目数和直接投资项目数,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对非援助项目总量及各类型援助在对非直接投资项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①中国对非援助集中在东非、南非,援助项目总数、各类型援助项目数、对非直接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具有很高的相似性。②中国对非援助类型结构相对均衡,对非援助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发挥着先锋促进效应。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效应强劲、稳定,且强度随分位数提高有浅U型变动特征;实物资本援助、社会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作用分别在对非直接投资项目少、中等数量下促进效果显著;政府和民间援助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③友好城市关系、出口关系与双边政治关系分别仅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项目较少、中等规模、大规模情形下显著,空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④受援国人口规模的促进影响最清晰、最稳健;成本规避、资源寻求、受援国的投资环境质量和腐败状况的影响尚不清晰。中国在非投资有追随他国投资区位的倾向,但这一倾向仅在经济基础设施模型中显著。     

一天之中,先当院长后当总统 “幸运儿”曼苏尔

7月4日对曼苏尔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他"好事成双"进行了两场宣誓仪式,一场是就任埃及最高宪法法院院长的宣誓,另一场是就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宣誓。在临时总统就职仪式上,曼苏尔说,自己将尽全力保障埃及民众的利益,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安全,尊重宪法和法治原则。他强调自己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并承诺将举行完全公开透明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当天,数百名民众聚集在最高宪法法院门外,表达对军方和曼苏尔的支持。而就在此前一天,曼苏尔还是一个     

金砖四国不是护身符

金砖四国,只能是一个"概念"股,一个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非组成一个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着干的"金融阵营"在美国进入奥巴马时代、大刀阔斧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时候,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微妙而短暂的真空状态,谁来填补权力的真空,引发舆论的关注。西方舆论有意无意推波助澜,鼓吹美国"难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

受法老埃及法律和希腊及近东其他地区法律的影响,托勒密埃及分别实行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法律体系。两种法律体系很少发生冲突,但一旦出现两者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危及国王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时,国王便以仲裁者的身份,以赦令或敕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从而使两种法律体系处于事实上的和谐状态。无论是托勒密埃及的司法机构,还是司法诉讼和司法审判,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一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者的利益,惩治了作恶者,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然而,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始终受到国王的控制,是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     

邓小平与中国对外援助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基础上,系统地形成了对外援助理念,指出中国在接受外来援助进行自身发展的同时,应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带来了现实的利益和效果。邓小平的援外思想被是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获得美国财经援助的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特使的长才与积极性,与在华美国使节和来访美国高层官员沟通,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抗战时期中国虽然获得了数笔商业信贷、平准基金借款和巨额财政援助,但相应的谈判过程不无曲折,最终失败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蒋介石等人对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决策机制及其实际运作都了解不够,对于战时中美关系的定位也难免错位。此外,战时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主要人事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中国国力与美、英、苏的差距甚大,在对日持久作战中并非时时处处都能够为盟国所倚重。对于蒋介石及其属僚在战时对美外交中的作用和成败得失,应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信息权力及其地理学研究展望

信息权力的出现源于信息资本主义的深刻变革。本文认为，信息权力是指行为体运用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对其它行为体施加影响的能力。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体对这三者的综合运用形成信息生产力、信息获取力、信息控制力等不同维度的信息权力。信息资源的分布组合定义了信息权力的基本格局，而行为体基于其道德取向、实际利益的互动关系包括协作、对抗等，对已有的信息权力格局进行再定义。展望地理学对于信息权力的研究，可运用于地缘政治、城市网络与地方建构等，信息权力空间格局的演化、信息权力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权力博弈等将成为今后信息权力研究的新课题。     

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找回国家"思潮催生了国家构建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影响,不少美国政治史家都把国家构建理论引入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为衰落中的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国家构建理论为政治史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使他们可以重新思考美国国家权力发展的过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国家制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国家构建理论的引入,挑战了美国"弱国家权力"的神话;新的历史解释表明,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都比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强大、宽泛和牢固。在过去数年中,国家构建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领域之一。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了第四点计划。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拉美开展经济援助外交进行历史的纵深考察后可以看出,美国从自身国家安全、繁荣等国家利益出发,将拉美视为其"战略资源库"和"传统盟友",加以严密掌控。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的重视程度与美苏两国对抗和争夺的激烈程度相关联,服从于美苏争霸的总体战略需要。而援助双方基于国家利益的深刻矛盾,是导致此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     

20世纪70—80年代安徽省对非洲经济援助的特点和成效

1965年10月,安徽省首次参与对非洲经济援助。20世纪70—80年代,安徽省还承担了坦桑尼亚等国的经援项目,以多哥农技推广站、布隆迪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厂和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三个成套项目最为典型。安徽省对非洲经济援助呈现出惠民性和协作性等特点。安徽省对非洲经援活动是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有效性和延续性的例证,也是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重要成果之一,为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提供参考;深化了安徽省与非洲受援国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安徽省对非洲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为新时期安徽省对非洲援助与合作打下基础。     

外来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变迁

目前,虽然中美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在概念和理论构建方面并无明显分歧,但几乎所有成果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国对外关系方面,对于外来移民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历史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客观而言,两者走向呈"U"型模式。在1789-1880年,移民是备受欢迎的财富,而在1880-1924年逐渐被看做是"威胁"而加以限制。在1924-1943年,因经济危机和二战爆发,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跌入谷底。到1943-1965年,美国缓慢地开放了国门,欢迎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移民入境。在1965-2013年,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再次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试析争取进步联盟政策的推行原因

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推行了一项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援助政策争取进步联盟政策。促使肯尼迪政府推行争取进步联盟政策的原因众多: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援助政策;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但美国推行争取进步联盟政策的最根本原因是出于美国国家自身利益。本文将从以上方面来总结和分析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推行的争取进步联盟政策的推行原因。     

拯救阿布辛贝勒神庙

1966年《国家地理》报道了埃及阿布辛贝勒神庙的抢救工作,因修建阿斯旺水坝而不断上涨的尼罗河水即将淹没这座兴建于3000年前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拉美西斯二世神庙。世界113个国家援助了这项长达5年、由3000名工人完成的巨大工程。     

1963年世界银行对印度援助过程中的多方博弈研究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急于在亚洲寻找一个代理国。在拉拢中国的计划破产后,印度开始走进了美国的视野。但由于当时新德里实行不结盟政策,所以美国在通过世界银行对印度实行拉拢性质的援助计划时,引起了了美国、西德、英国和印度的一些争议,各方也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展开博弈。这在1963年世界银行组织的印度援助谈判的过程中表现的非常突出,同时也对世界银行和印度产生了一些影响。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政策：缘起、演进与结果

在冷战背景下 ,对外援助是美国巩固与盟国关系、与苏联争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的重要手段。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亦然。从最初的占领区救济性援助开始 ,美国对韩援助的内容伴随援助政策的调整不断发生变化。从结果来看 ,援助帮助韩国建立并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军事援助孕育了美国化的军队 ,为军事政变和韩国政治发展模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