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谱档案中看徽州宗族的变迁——以《新安徐氏宗谱统系》为中心

作为传统宗族社会典型的徽州地区,在明清时期,宗族已演变成徽州基层最重要的社会组织,透过宗族的变迁即可管窥这一长时段徽州基层社会的变化。家谱档案作为家族发展的直接记录,是探究宗族变迁的基本文献,对其进行实证性研究,可以弥补相关定性研究的不足。     

民国时期徽州交通网络的多元格局及评价

为了改变徽州地区交通闭塞的局面,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积极发展公路建设,但公路运输并不占主导地位。公路建成后,徽州与区内外的水路运输仍然很重要,徽州境内的传统石板路状况及承担的功能依然如故。这种多元格局的交通网络的状况,使得徽州对外输出商品的运费高昂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变化。并且,部分囿于徽州山地陡峻的自然特点,徽州地区所修建公路自身也存在质量不佳、易受山水冲击等弱点。此外,徽州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抵御日军进攻,政府多次下令拆毁公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徽州公路建设对徽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宜高估。至于徽州公路建设对徽州本地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对徽州习尚的改变及人员联系加强等方面。伴随着公路的建成,江浙等繁华都市来黄山旅游或经商的人日益增加,也把江浙的习尚带到了徽州地区。     

礼俗秩序的维系与强化：明清徽州乡村宗族婚姻伦理观探微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以朱熹《家礼》中的婚姻思想为指导,在家法、家训、宗规、宗训中构建了一套契合于当地礼俗秩序的婚姻伦理。在价值理念方面,徽州宗族将婚姻视为正家之始。在婚姻制度方面,他们采用了朱熹《家礼》中的婚配程序;在个人行为规范方面,规制宗族成员在婚姻伦理方面的越轨行为。这套婚姻伦理对徽州地区宗族伦理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考

程颢、程颐祖先可靠的世系是从五代开始的,与徽州程氏的联系相当模糊。从宋代开始,徽州学者和程氏宗族为证明二程为徽州程氏所出,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证与谱牒编纂工作,但没有得出为众所公认的结论。二程后裔自宋末南迁后,逐渐与徽州程氏建立了密切联系,但直到明代晚期,在徽州程氏强盛而二程后裔衰微的情况下,二程后裔开始承认祖先为徽州程氏所出,并以此编纂族谱。这为明清时期徽州程朱阙里的创建提供了重要基础。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的变迁历程,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建家族早期历史的生动体现。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史”学术研讨会概述

正2017年11月10—13日,"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史"学术研讨会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来自中、日、韩三国多所院校的4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先秦两汉魏晋家族、中古家族和近世家族为时段,以明清徽州宗族社会、明清南方宗族、明清以来的华北宗族为区域,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对中国宗族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商周秦汉的家族。早期宗族由氏族组织演变而来,其在贵族亲族中最为发     

明代休宁隆阜戴氏荆墩门的派分、建构及生活——以一则正统十一年商人家庭阄书为线索

洪武九年,荆墩门自隆阜戴氏宗族中派分出来。至第三代,该门叔清、叔明二人通过人口繁衍、家业发展、家风家声建设以及家族文化建设等活动,基本上完成了家族组织的建构,降至明末,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商业家族。荆墩门的派分、建构以及生活实态等,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徽州商业家族的发展图景,一定程度上为考察徽州地域乃至各地汉人家族的发展面相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案例,并且从中还可归纳出一些家族发展的共性特征。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第一,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第二,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第三,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第四,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主任朴元教授对徽学的研究有鲜明的特色:把一个宗族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细密的探析,重构明清宗族社会的实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把握徽州宗族社会的整体特征,进而展现中国宗族制度变迁的场景,探讨中国宗族社会与明清社会变迁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16世纪以来,在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作者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徽州柳山方氏研究的论文,并最终结集出版《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是海外第一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徽…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蔚然兴起,徽学研究领域日益得以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日前,捧读刘道胜所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研究》）,该著即是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族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这是一部首次系统利用文书资料研究徽州宗族之作。     

"谱""志"之间: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史的构建 ——以徽州胡瞳、胡学父子为例

徽州向以历史文献丰富著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复原徽州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信息。然而,文献在记录编纂过程中,对徽州历史往往会重新书写塑造,这与多重因素相关,其中宗族、士绅的作用尤为重要。胡曈、胡学父子作为婺源、祁门胡氏的始迁祖,从南宋晚期被写入族谱,到明代晚期进入地方志,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可以窥见徽州宗族发展、土绅认同与重塑地方史的密切关联。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汪道昆的谱本宗与宗法收族理论

徽州为明清宗族制度发达地区,这也是徽州士大夫文人宗法制度庶民化努力的结果。宗法制度庶民化并不仅仅是宗法制度贯彻实践的问题,也包含士大夫文人对民间宗族建设活动的宗法理论解释。汪道昆的谱本宗主张及其修谱活动就是建立在民间宗族的祖先谱系文化基础之上,反映了世家大族的独立性追求与以村落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其强调的亲亲收族是对谱本宗活动的宗法理论新解释,民间宗族建设实践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庶民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