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筹建与清末广西边防

广西边防建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铁路建设的内容,这与清政府对铁路建设态度的转变有一定联系。但广西铁路的筹建确实又缘起于加强广西边防的考虑,首先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加强广西边防建设必须修建广西铁路的是广西巡抚张鸣岐,他在全面考量广西边防总体战略部署之后提出了广西边防战略交通网的规划,并以其中的桂邕铁路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广西铁路线网规划。     

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初探

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了忽视广西边防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广西的边防建设。在广西绵延近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对边防军事设施、边防军队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从而起到了稳定边疆、固国守边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广西对外贸易往来。     

凭祥古炮台纵览

要研讨中法战争后的广西边防建设,有多种史料可查考;而要了解凭祥边防情况,古炮台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苏元春与近代广西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晚清时期,作为广西边防的主要负责人,苏元春高度重视通过发展经济以加强边防实力。苏元春推动广西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有积极改善交通状况、开发利用特色资源、兴办实业、移民实边、活跃市场、稳定边疆环境等。对于苏元春所遗留的相关资源,晚清民国时期主政广西边疆地区者大多积极加以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广西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张鸣岐与清末广西近代化

1901—1911年,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抓住契机,立足广西僻处边陲、民智未启、资源丰富这一历史现实,以统筹“边防全局”、“振兴实业”、“培养人才”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广西各项事业的建设,客观上推动了广西近代化。     

论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期间的治边举措及其边防观

郑孝胥是继苏元春之后广西第二任边防督办。郑孝胥担任广西边防督办期间,坚持“保边固圉”的基本原则,创办将弁学堂、龙州学社、边防医院、新龙银行、通力局,并续办制造局等机构,把广西边防推向近代化。同时,郑孝胥主张设电线、练炮队、发展农工和民生事业,其边防观具有军事与民生并重的特点。     

“斡腹之谋”与南宋末年广西城池建设

南宋末年,蒙古欲假道云南或安南进攻广西的"斡腹之谋",在南宋边报频繁出现。在此背景下,宋廷及广西地方官吏将城池建设作为主要应对手段之一。笔者以留存的碑刻史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厘清了南宋末年广西城池建设之人物、内容,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显示出宋廷对广西边防建设用力颇深。静江城经多次城池建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防体系,在宋元静江城攻防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乾隆初期安南北部的动乱与广西边境社会的治理

乾隆初期安南北部的动乱对广西边境地方社会造成冲击,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清廷决心在广西沿边地区进行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措施包括边防、边贸、政区调整等方面的内容,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国土安全,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边贸的发展,维护了商贩与边民的利益.透视这一历史过程对理解边疆治理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元春蒙冤始末

苏元春蒙冤始末王得勋１００年前,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苏元春,在中法战争后,呕心沥血１０多年,于１８９６年３月,率边防军完成了广西边防金鸡山炮台等１６５座炮台的修筑工程．同时配置火炮１１９门,从而结束了广西有边无防的历史。鉴于此,清政府一些高层人士预言,...     

“洋务新政”推进武汉早期现代化

张之洞以湖北武汉为经邦济世、推行“洋务新政”的舞台。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归纳起来,张之洞在武汉地区的现代化（也有学者称近代化）建设业绩主要有如下诸端：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近年来张之洞研究综述

<正>目前来讲,学术界对于张之洞的研究很多,且颇有成效。诸多学者对张之洞的相关问题研究各有侧重。总体来说,张之洞对近代化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学者的基本认同:比如其推动教育近代化广为人知,在武汉地区推行经济、军事等为武昌起义提供坚实的基础等。一、关于张之洞其人的综合性研究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主要有:冯天瑜,何晓明,黎仁凯、钟康模等等,各有侧重。如黎仁凯先生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从清流派到洋务派;     

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

我国有漫长的陆海边防线,边防的稳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当前世界形势动荡不安,周边环境波动诡谲的形势下,认真追溯历史上强边思想的演替历程,深刻反思自古迄今边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加深我们的国防意识和爱国热忱,进一步加强边防建设,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

本文详细叙述了张之洞与陈宝箴自光绪十二年（1886）至二十四年的交谊,说明陈宝箴是张之洞志同道合的僚属和政治盟友,且在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上大体一致。张之洞对《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干预,陈宝箴都予以支持和配合。两人共同上奏了废八股的科举改制奏摺,暗中有抵制康有为学说之意。陈宝箴上奏要求下旨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板,并在变法最关键时刻提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由於御史黄均隆的不实弹章,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康有为而将之革职,张之洞根据陈宝箴的请求,保全了长沙试办的保卫局。     

书生相国力倡新学

在清朝末年,张之洞可称得上是一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他曾任三省学政,三任总督,位居宰辅,权倾朝野。中法战争时起用冯子才,在广西击退法军;倡导洋务,兴办实业,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纺织局,筹办沪汉铁路等,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基础,成为洋务派首领。毛泽东曾说过:“研究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不要忘记张之洞。”     

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

两汉边防,尤以北部为甚。本在边防政策、边防武装力量建设、边疆经济开发等方面,探讨了两汉边防政策之演变、边防武装力量之调整以及边疆经济开发之差异等诸方面的问题。     

梁启超妙联巧对张之洞

清朝后期,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梁启超到广州后,张之洞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     

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

西汉前期北方边防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汉朝的边防对策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系统化了，对当时及后代均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着重从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尤其是从处理与汉匈关系的一些重要政策措施，如行政上扩大直接管辖的＂收边郡与徙民塞下＂、军事攻守上＂缮治河上塞与举兵攻匈奴＂、推行和平交往的＂汉匈和亲约与开设关市＂以及以邦交往边防＂通使月氏与开通古城＂等方面，揭示其源流及其所发挥的综合边防功能。     

辛亥革命前推动山西社会发展的两位封疆大吏

辛亥革命前的20年间,山西政坛上,曾有不少的封疆大吏如同过眼云烟,匆忙而过,没有留下多少令人回味的东西。然而有两位人物在山西的近代历史上却值得浓墨重彩的记一笔,他们是初入政坛的张之洞和在山西任职时间最长的胡聘之。尽管他们不是山西籍人,但对近代山西社会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张之洞赴任山西巡抚之前,以赐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编修。他与张佩纶等人评论时政,弹劾庸官,以敢言直谏的“清流派”著称。在近代史上张之洞是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当权人物,洋务派的…     

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过程中,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张之洞主张先办铁路后办银行,不愿意保举盛宣怀创办并督理银行,迟迟才同意对御史管廷献的奏折列名复奏,并对中国通商银行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思想动机,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为了防止盛宣怀由控制中国通商银行进而控制芦汉铁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派系矛盾、张之洞重“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及其现代银行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也都影响到他对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