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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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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封龙山位于河北省元氏县城北部,太行山东麓,呈东西走向。由于元氏县历史悠久,自从西汉初始置常山郡治元氏,一直到西晋常山郡治所移治真定(今石家庄市北郊东古城一带),历经西汉、东汉、三国,先后四百多年间,元氏一直是石家庄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常山郡的治所(今元氏县古城村)就在封龙山脚下,所以,封龙山上遗留下很多文物古迹。有名的汉《封龙山颂碑》、《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都在封龙山上。汉代李躬、元代数学家、文学家李冶授业之所——封龙书院如今遗址尚存。封龙山石窟虽不及敦煌、云冈、龙门和邯郸响堂山石窟那样规模宏大,多年来也鲜为人知,但它在我国石窟艺术锦带上,也闪烁着灿烂的民族艺术光辉。古人遊封龙山石窟曾刻记下这样的诗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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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波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19(4):151
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卷34《汉中府》中关于西乡县的沿革有误。其载“在城东南二百二十里,本汉城固县……后魏改丰宁县,寻又置洋州及洋川郡,隋大业初州郡并废。”早在唐代史书修撰已明了“魏”不同称呼,明代所谓的“后魏”为“北魏”,洋州及洋川郡设置并不在北魏,而在西魏废帝二年。据《北史·周本纪》载:“废帝元年四月,达奚武围南郑月余,梁州刺使宜丰侯萧循以州降武”,照此史书的记载顺序,北周代西魏而立,并照中国历史年表来看,此当为西魏之事,废帝为西魏废帝。萧循未投降时,今汉中地区(包括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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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鸿,字彦鸾,北魏著名历史学家,《十六国春秋》之作者。关于崔鸿的籍贯,《魏书》卷六七载云:“东清河鄃(shu)人”。对于“东清河郡鄃县”今属何地,近几年出版的数种史学史及史籍介绍著作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均释为“今山东平原县”。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其一,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三个鄃县: 1.西汉设置的清河郡鄃县,北魏太和(477—499)中改属平原郡。东魏武定(543—550)年间又改属南清河郡,北齐时并入平原县,治鄃城,即今山东平原县西南。2.隋置清河郡鄃县,是县置于开皇十六年(596),唐天宝元年(742)改称夏津县,治所在今山东夏津县。3.东晋侨置的东清河郡鄃县,见下。其二,《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中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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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3):60-67
居延汉简揭示了贝丘、厝、鄃等沿河诸县曾由魏郡划入清河郡的事实。此事实以及汉元帝改清河国为郡、贝丘成为清河都尉治所等现象,都与西汉后期治河形势变化引起的清河郡河务职能的强化有关。汉代部分内郡承担有国家赋予的专有职能。郡都尉虽以"将兵"为责,但并非总以军事为主要职任。郡都尉的职责,乃至治所,都与其所将之兵从事的主要活动、与国家赋予该郡的专有职能密切相关。西汉后期清河郡承担治河职能,清河都尉也以治河为主要职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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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4):48-53
西汉和东汉王朝的流放地各以京师为中心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但两汉王朝的流放地分布有所区别。表现为西汉流放地集中在西方和南方,以西方的敦煌郡和南方的汉中郡、合浦郡最多;而东汉流放地集中在南北两个方向,以北方的朔方郡和南方的日南郡最为集中。两汉时期相同方位的流放地分布也有变化。两汉流放地的分布变化受政治中心、犯罪性质和中央控制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两汉流放刑罚一方面起到惩戒罪犯加强政治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落后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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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将白起拔郢后,在故江北江陵另筑郢城,南郡、江陵县并治于此。西汉中期早、晚段之际,江陵县、南郡治所迁至长江改道后新修的嵠峨山城,郢城为郢县治所。东汉时,郢县废。关羽、桓温、王忱重修之“江陵城”,均为嵠峨山城。自桓温筑江陵城,始见“荆州城”“江陵城”并称。唐武德初,南郡撤。唐天宝十四载前后,长江改道今荆州城南,江陵郡治迁今荆州城,此后,“江陵城”“荆州城”同指今荆州城至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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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威郡治所,现在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在姑臧县,即今甘肃省武威市;第二种说法,认为在武威县,即在今甘肃省民勤县东北。第一种说法,认为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武威郡”下列了十县,第一个县就是“姑臧”。西晋的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是遵循《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写的,他说:“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这不仅说明了《续汉书·郡国志》的体例,而且也说明了《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因此在长时间内,人们认为西汉的武威郡治就是姑臧县。如《嘉庆重修一统志》就说:“汉置姑臧县,为武威郡治。后汉因之。”直到1979年出版的《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都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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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平拴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75-98
关于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 ,以往不少学者的估算普遍偏低。本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 ,主要利用“户口密度平均法”对弘农郡、武都郡、汉中郡、上郡、西河郡等兼跨今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口数进行了仔细地分割 ,分别计算出各郡所辖今陕西之地的户口数。经估算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今陕西境内在籍人口共有90 2 780户 ,3597179口。本文还对当时未列入政府版籍的各种人口及数量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对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作了估算 ,认为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约为 4 2 0万人 ,最少不低于 4 0 0万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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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武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征收文物,发现铜印一枚,现藏武威市博物馆。该印铜质,重50克,正方形,边长2厘米。带纽,鼻纽(图一)。印面刻“临松令印”(图二)白文。据《晋书·地理志》“凉州”条及《甘州府志》卷四载,临松为郡县名,郡、县设在临松山下的南古城(今甘肃民乐县),在甘州(今张掖)“城南一百里,前凉张天锡置临松郡,北凉改临松县。”据史籍记载,从前凉王张天锡(363~376年)在此置临松郡,北凉沮渠蒙逊(401~432年),在此改置临松县,前后约40余年。后凉(386~403年)是否设有临松县,史书无载。又据《宋书·氐胡传》载,北凉王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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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证认为,大约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经从印度通过海路传到了广西地区。到了唐代,广西佛教空前繁荣,其中桂林是我国南方佛教中心之一,是中原地区高僧大德向往的佛教圣地。宋代,广西佛教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广西佛教发展缓慢。在中国佛教史上,东汉末年苍梧郡(治所今广西梧州市)人牟子著有《理惑论》三十七章,是为中国较早论证佛教原理的著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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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2期刊出了蒋彻先生撰写的《江-北盘江起的珠江》一文。该文称:“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安边场)指江’”。又称:“这条‘南夷道’,由今四川宜宾安边场直‘指江’”。在这两段文字中,蒋先生将西汉僰道治所注为今四川宜宾县安边镇,显然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西汉僰道治所并非今宜宾县安边镇,而是今宜宾市市中区翠屏区(即撤地建市前的宜宾市),两地间距离约35公里。故有必要对西汉僰道治所的问题作一小考,以免以讹传讹。据史料记载,今宜宾市古称僰道。是四川南部设置最早的地方县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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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1),汉中城内(旧称南郑,即今汉台区)只有一所中学、两所小学。师生尚不足300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汉中内迁的学校及化团体渐次增多,便陆续有了多家私营书店,由最初的5家增加到2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生活书店(1938年在今汉台区东大街西药零售处,后迁至川主庙街)、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