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动漫发展看两国思想道德教育差异

利用动漫的教育功能与潜移默化作用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道德教育的开展,是我国政府大力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目的。但自从文革断层后,我国动漫一直发展滞后,而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在动漫发展方面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本文从中日两国动漫发展的差异性,分析两国在道德教育方面存在的差异性。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     

中日两国东海博弈的核心所在

近一段时间,日本正在把中国塑造成为未来的敌人。无论是日本驻中国外交官自杀事件,还是东海石油天然气开发问题,都是为强化日本国内敌对中国情绪制造事端。     

中日两国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考察——以吸收近代欧洲文化为中心

中日两国都有着摄取外来文化的悠久历史。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因此,考察中日两国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能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抗日战争中日两国长期战而不宣的内幕

自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为反抗侵略,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牺牲精神,与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最终以伤亡3500多万人的沉重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而在抗日战争长达10多年的血战中,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长期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这种国际罕见的战争现象,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1931年9月18日,早已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     

战后中日关系研究的概况与问题--以中日两国的学术专著为中心

中国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基本上在历史学领域中展开,但实证研究仍需进一步的努力.而日本学者注意到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采用,强调了国际政治结构对中日关系的制约,但在史学研究方面还有不断把新史料纳入视野、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等方面的发展空间.相信整体性的过程研究和实证经验理论总结将使我们能够有基础和有信心尝试建立一些规范的分析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对历史和思想演变的深层规律进行某种程度的哲学分析,即所谓理论的建构.     

中、日、美三国关系与东亚的安全保障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冷战体制的终结,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中、日、美三国关系。当然,其他因素,如中俄关系、日俄关系等等,也会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产生影响。但是,中、日、美、三国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着重研究中、日、美三国关系,是研究当前东亚国际安全保障问题的关键。     

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日人侵渔较之以往加剧,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在各界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日人侵渔的措施,如外交抗议、划定领海范围、颁布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制定渔业法、实施渔业登记、取缔日鱼倾销、武装护渔、发展渔业等。有的措施直接打击了侵渔势力,尤其是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一度使侵渔势力有所退缩,引起了日方的强烈抗议,中日之间由此发生一系列交涉。由于日方态度强硬,中方最终妥协,禁令的实施一再延期,无形悬搁。总体来看,此时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侵渔问题。政策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势悬殊、时局影响、制止日人侵渔方针欠妥、措施本身局限、政府缺乏查禁日人侵渔的决心和勇气等。     

中日两国中小学书法教育比较——浅析我国书法基础教育滞后的原因

通过对比中国和日本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现状,可得出中国书法基础教育处在相对滞后阶段,书法课多作为兴趣班存在,且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极为欠缺。从而进一步分析书法教育在中国滞后的原因:网络的冲击、书法教育体系不够完善等。     

中日两国中小学书法教育比较——浅析我国书法基础教育滞后的原因

通过对比中国和日本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现状,可得出中国书法基础教育处在相对滞后阶段,书法课多作为兴趣班存在,且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极为欠缺。从而进一步分析书法教育在中国滞后的原因：网络的冲击、书法教育体系不够完善等。     

亚非作家会议与战后中日作家的世界认识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开得轰轰烈烈但现在已经被文学史叙述遗忘的亚非作家会议为研究对象,追溯战后中国,日本作家在和亚非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文学接近的同时,突破分别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在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旗帜下获得广泛开展文学交流基础的历史过程,也对当时中日两国作家出于现实斗争策略考虑,共同回避对近代日本殖民主义历史的反省的时代局限进行了分析。     

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尽快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优先课题,日本则在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致以哀悼,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派遣正式代表赴日吊唁,意图借助于"葬礼外交"的舞台扩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影响.由于日本当时还未承认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以非正式的方式向民国政府转达相关信息,并劝阻民国政府派遣代表赴日的计划.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在华的报纸媒体发表文章,安抚中国官民的不满情绪.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所展现的"迎"与"拒",反映了外交手段与外交实践的分离,以及民国政府寻求列国承认与日本政府意图扩大在华利益之间的对立.     

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是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以及旅日文人。他们多为饱学之士,且好交友喜翰墨,常与东瀛的一流文人宴饮赋诗、笔谈雅会,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篇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诗人的创作欲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他们还以游记、随笔等形式,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等介绍给国人,为国内同胞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世俗人情、自然风物等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     

近代日人桂边调查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为中心

明治以后的日本极为关注中国情势发展,各种势力争相介入,广搜信息.地处华南边陲的广西,亦属其窥探范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多次以大旅行的形式深入广西进行调查,撰写了一批极具实证价值的旅行记和调查报告.还有不少各具背景的企业、团体和个人,到广西了解地域经济、政治、社会与军事情况.这一方面暴露了他们的觊觎之心,另一方面也留下一批宝贵的近代史料.本文以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为中心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出土文字资料与东亚古代史研究——以中日韩三国古代木简为例

公元前108年以后,汉王朝先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四郡,即乐浪、真蕃、玄菟、临屯,中国的文物制度更多地传入朝鲜半岛,并经由半岛传入日本.中国的汉字文化是通过不同的载体传播的,除写在铜镜、铁制刀剑上的铭文外,还可以推测到通过简牍的汉字传播.朝鲜半岛和日本之所以能够积极地引进中国的汉字文化,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的汉字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汉字文化实际上包括成熟的汉字、成熟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以及成熟的书体.所谓汉字的东传也可以理解成是与汉字有关的成套技术的东传.本文介绍和分析中、日、朝鲜半岛古代木简的发掘及其各自的特点.     

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