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熟 榜头立——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实践

时文阅读贯穿明代士子举业生涯的始终,成为他们应对科举考试普遍而有效的方式。时文阅读的意义在于比较快速、有效地获得关于时文的基本知识,把握文风之变,掌握写作技巧,提高写作水平。有明一代,出现了众多的时文大家和时文读本,积累了关于时文阅读的丰富知识,如熟读墨卷、究心时文评点都是时文阅读的要诀。由于明代社会变迁,前后文风迥异,阅读时文既要揣摩谋篇布局、破承收结,更要揣摩文风之变,随时调整时文阅读的趣味与文本,以便趋新求异,科场取胜。实际上,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兴趣经历了由"从先进"到"法后贤"的变化。透过明代士子时文阅读史,还可以看到时文场域内的明朝官方、士子、出版商和非正统思想等多种权力关系的交织及其对士子时文阅读的影响。     

谈明清科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明清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

科举取士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到明清时,已近千年,但使科举取士制度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并日趋走向完善和鼎盛的时期则是明清时期。那么,明清的科举制度,是否达到了科举取士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论证这一命题。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反复交替的过程。经过明初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两种制度的交替使用,朱元璋意识到,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一定弊端,但比起举荐制还是利多弊少。于是,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科举…     

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科举取士为清代士子入仕正途,筹办洋务时期,近代学堂开始兴起,科举取士逐渐为学堂取士所取代.近代学堂取士仿中国传统学校例而加以变通,具有取士与取官混而为一的特点.筹办洋务时期新式学堂初创时取士章程规定与实际运作的探索,影响了随后新式学堂的发展乃至新政时期学堂奖励规制的最终制定.     

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形形色色的明清科场作弊

自隋代采取科举取士之后,科举中第成为众多读书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而科场作弊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

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成为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至19世纪中期,时逢内忧外患,交迫所及,遂因四海穷困而广开捐例,因战争蔓延而保举军功,于科举入仕之外别开一种路径,即所谓"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之后天下有事了无止境,功名多途也了无止境。捐纳、保举虽属异途,却以其数十年之间成千上万造官汇成的庞大数量累积,节节伸展地形成对于科举制度的冲击和挤压,影响和扼制,并最终改变了科举制度的本义和科举取士的旧轨。而后是科举制度犹未停置,科举取士已前途失路。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元代广西科举考试衰落的社会原因

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代政权,在科举取士制度方面有其相异于前朝的显著特点。然就总体而言,科举制度在元代是一个中落期。受其影响,广西区域科举考试发展缓慢,取额甚为有限,及第人物极少,士子仕途亦不彰显,此与当朝的民族统治政策和广西区域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不无关系。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明代的科举走报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很多依附科举考试而存在的行业,科举走报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科举走报起源于唐,发展于宋,至明代臻于鼎盛,逐渐形成了以乡试、会试和殿试为中心的三类走报,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明代酬赏报录人的费用,随时间、地域以及士子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以福建为例,各府州县大致经历了从明初数两到嘉靖、隆庆之际数十两,万历、崇祯时期数百两的变化过程。科举走报刚兴起时,走报者索讨赏金的数量在可以承受的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然至晚明,走报者的索赏费用大幅增加,远远超出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科举走报也因此演变为明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弊害。     

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

唐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应该得力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积极推动。其成员结构,以科举士子为主体,松散多元,意趣相投;活动场所,大多是迷离官场和科场的清闲之地,相当随意,氛围轻松,情调浪漫;聚谈内容,则偏重于奇闻、异情和怪事等方面,由此敷衍成的文言小说也就带有这个文化羣体的符号。唐代科举制度盛行与文言小说繁荣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传统以为的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而致繁荣,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实为一个个形式多样的科举士子文学“沙龙”。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造就了一大批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他们需要追求官场和科场以外的闲情意趣,显示与众不同的奇才异能,于是通过文学“沙龙”的聚谈,更多地介入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成了文言小说洋洋大观的局面。     

近四十年来明清易代之际科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正明清易代之际,明崇祯朝、农民政权、南明政权、清顺治朝等各个政权都特别重视开科取士,较大范围地选拔士子,并随着时势发展及政治需要对科举制度进行不同程度的革新。对上述政权来说,科举取士不仅是招徕和选拔人才、拉拢人心、争夺汉族士大夫支持和拥护的重要举措,还是标榜正统地位、争取政权合法性、巩固政权的     

清代的科举制度

我国的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置明经、进士两科,唐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宋代废明经,留进士科,同时为了使考生避免奔疲赴京应试之苦,在地方置举人科,先进行考试筛选,科举制度始渐完备。至元代一度停止科举取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更为完备。清代除因袭明代的制度外,更增开贡科,并仿两汉、魏、晋以来荐辟取士之举,曾在康熙、乾隆两朝,创设博学宏儒科,又称博学鸿词科。科举,就是开科举士,给予入学、入仕的资格。清代分县(州、厅)、省、中央三级科举考试的制度,各科都是三年一考,逢着省和中央开考的一年。称大比之年,考试的科目有:制义、帖经、诗词等     

论两宋科举考试制度的新特点

宋朝的统治者强调中央集权,重文轻武,这对当时的各方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科举考试制度。为了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宋朝的科举制度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考试的性质由资格考试变为任用考试;取消应试人员的种种限制,鼓励全民参与考试;科举取士数量暴增;士子的综合素质显著提高;防止考试作弊工作更加完善;在科举考试制度中强调中央集权制。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正>科举是明代社会的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从政的必由之路;其二,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培植了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科举在明代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因此,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近百年来研究从未间断。近十余年来,受益于大批明代科举史料的影印出版,学者对明代科举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关于明代科举的综述     

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特点及利弊

为适应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权的需要,明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人才选择途径的一元化,科举的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严格资格选官任官,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是明代人才选择制度最显的特点,明代人才选择制度及其特点在促进明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因其存在有种种弊端,对当时乃至后代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浅析明代唐宋派时文创作特点

唐宋派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为文之法主张师法唐宋,提倡向韩、柳、欧、苏、曾、王等八大家为文章法学习的文学流派。唐宋派"以古文为时文"的时文创作方法在明清两代极具号召力。然而唐宋派的时文创作虽倡导复古,但并非刻板拟古,倡导研习时文从唐宋文章入手,实则上溯《史》、《汉》、六经。在明廷抡才独重科举,科举独重时文的社会背景下,唐宋派的代表作家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开辟了时文创作实践的全新领域,对明清两代的时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析宋代的科举参考书

在有宋一代,"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度使得寒窗苦读的人们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种天子门生的时代里,金榜题名成为一种社会向往,举子们趋之若鹜,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及第几率,而充分利用好科举参考书则是其中一种捷径,本文试图从产生的原因、书籍的种类和造成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分析科举参考书在宋代社会的使用情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宋代的科举制度,更加全面地认识宋代社会。     

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

科举取士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选官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一>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全国各地童生经县、府、院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参加各直省举行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