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军区制对希拉克略王朝的影响

<正>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进入了"边疆危机"时期,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广大疆域和庞大的军队全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拜占廷帝国陷入了又一次巨大的危机中,公元610年,拜占庭帝国迦太基总督之子希拉克略进入君士但丁堡,建立了希拉克略王朝,并在帝国内部重点是亚洲领土上实行军区制,这一制度明显的缓解了帝国面临的危机,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国家和军事力量并在三次波斯战争中彻底粉碎了波斯帝国对拜占廷的威胁,并使得拜占廷拥有了和正在兴起的阿拉伯帝国对抗的力量,为拜占廷帝国进入中期的"黄金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军区制自身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又为帝国的毁灭埋下了     

论尤利安重建犹太教圣殿之迷思

尤利安因复兴多神教和宽容犹太教而成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一位皇帝。根据基督教和多神教史料记载,尤利安曾允许并协助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圣殿。由于文献中神迹和护教学色彩浓厚,加上缺乏犹太教史料佐证,学界在尤利安重建圣殿的相关细节上尚有争论,甚至有学者将尤利安重建圣殿及其失败归为基督教父的"杜撰"。但客观地看,尤利安曾经施行宽容的对犹太人政策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重建工作失败,尤利安的涉犹政策无果而终这一事件反而成为基督徒笔下彰显基督教胜利的典型例证。通过强势而排他的历史书写,基督教史学为尤利安的失败贡献了一场并不体面的"葬礼"。此后,犹太教继续走上漫长的内化过程,多神教也随着雅典学园解散而消亡,共同成就了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稳步发展的时代主题。     

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以《荷马史诗》为例

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基本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古希腊文化逐渐得到基督教会的认可与接纳。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颂扬皇帝完美形象的有效工具,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的普遍使用,使得拜占庭人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文化在教会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逐渐塑造了拜占庭人身份认同的标准,成为界定"拜占庭人"的核心特征之一。拜占庭人在延续传统"罗马人"政治身份的同时,逐渐接纳"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其他族群也将古希腊文化视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标准,将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     

唐代拜占庭帝国遣使中国考略

唐代中国典籍在"拂菻"名义下保留了拜占庭向中国遣使的记载。"拂菻"一名来自Rum一词,经由中介语言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进入汉文典籍。643年的遣使可能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希拉克略所策划,而由其他人实施,目的是想联合唐朝共同抗击新兴的阿拉伯势力的进攻。在阿拉伯势力征服伊朗高原后,其他各次遣使主要经由活跃在中亚的景教徒来完成。     

《拜占庭帝国通史》

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版,约53万字。该书用10章的篇幅,系统地叙述了君士坦丁时代、狄奥多西王朝、利奥王朝、查士丁尼时代、希拉克略时代、弗里吉亚王朝、马其顿王朝、科穆宁一杜卡王朝、十字军狂潮、拉丁帝国、拉斯卡里斯王朝至末代巴列奥略王朝漫长而曲折的拜占庭帝国盛衰兴亡史;全面论述了奇绝独特的拜占庭文明,包括其文学、艺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拜占庭帝国是修昔底德著作传承的重要时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事政治史学家善于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说词;而一些教会史学家在写作时也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历史写作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俗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价值取向。公元7—13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但随着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现象消失了。在这一时期,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面对西欧人的扩张,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学者有意识地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拜占庭帝国史学家恢复了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     

罗马—拜占庭法视域下伊琳娜称帝原因解析

伊琳娜(755—803年)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780年偕子摄政,797年独立执政,统治帝国计23年。后世论者甚至认为,其统治开启了帝国从衰落走向复兴的重要时期。在男权统治下的拜占庭社会,一位女性何以能够从偕子摄政转而成为帝国的全权统治者,这是值得探究的话题。本文通过对6至8世纪拜占庭立法原则变化的分析,探讨该时期拜占庭女性权利和地位的提升,进而探究伊琳娜称帝的法理依据。     

早期拜占庭执事官职能探析

执事官机构是早期拜占庭帝国官僚体制中极其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且在古今官僚制度中所罕见。执事官拥有广泛的职能,权力触及帝国众多不同领域。在早期拜占庭时期,执事官及其机构是拜占庭专制皇权统治的重要膀臂。     

本期寄语

<正>这一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文章。国洪更的《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与作用》通过考察亚述帝国宦官角色的沿革指出,作为亚述国王加强王权、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宦官的地位与作用是与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相始终的。李大维的《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追溯了始自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立过程,阐述了罗马帝国情报系统在开发情报资源、拓展情报任务、疏导情报讯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栏发表两篇文章。董晓佳的《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     

破坏圣像运动与八九世纪的东西方政教关系

公元八九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破坏圣像运动引发了基督教世界的分化和分裂,对东、西方政教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出于各自利益,东、西部教会对帝国当局的破坏圣像政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东部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为代表的主教团体对皇帝宗教政策予以妥协,西部罗马教会则持反对的立场。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促成了罗马教廷与法兰克王国的政治联盟,加速了罗马与拜占庭帝国的分离。东、西部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东部教会当局服从拜占庭政权,皇权与教权相结合的结构得到巩固;而西部罗马教会则脱离了拜占庭政权的控制,并逐步走向政教二元并立的发展道路。不断激化的教会最高领导权之争为东、西部教会的最后分裂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论米凯尔·普塞罗斯

11世纪的米凯尔·普塞罗斯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九世、罗曼努斯四世和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他还是11世纪的大学者。本文就他的学术成就和他在这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发挥的重要政治影响加以评述。     

皇后与圣像——拜占庭伊琳娜金币和印章

<正>货币和印章承载了较为客观的历史信息。二者流通于政权国家的中央或地方全域,甚至因牵涉战争、贸易交换等情况而存在于境外。它们是统治者权威与宗教势力在广泛公共地域的证明。带有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头像的货币和印章,是在特定统治时间内政治、经济甚至宗教文化变动、发展的指南^[1]。自六世纪以来的拜占庭帝国,两者就图像和铭文方面,保持高度同步的变化趋势^[2]。     

试析苏克拉底斯及其《教会史》

苏克拉底斯是拜占庭帝国5世纪时期著名史学家,其所著《教会史》涵盖了自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一世时代到塞奥多西二世统治前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苏克拉底斯生活在罗马帝国向帝国过渡的初期阶段,长期居住于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这一时代背景与地域因素既决定了他的著史心态,也影响了他的写作特点.苏克拉底斯的《教会史》之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最重要文献资料之一,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认识教会史发展的不同路径,对它进行研究也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当时地中海世界知识界的精神氛围.     

犹太教的生命礼仪

犹太教与犹太民族有着密切的关联。犹太教在犹太人生命历程的每个重要时刻——出生、青春期、结婚和死亡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礼仪体系。犹太教的成年礼和婚礼仪式给犹太人以指导和教诲,帮助他们适应新的角色和要求;犹太教的丧礼与葬礼则给犹太人以安慰。犹太教的生命礼仪充实了犹太人的生活,显示了他们的信仰和民族归属,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忠诚,起到了维护民族稳固与团结的作用。     

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历史书写

1182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内爆发了一起拜占庭人针对拉丁人的大屠杀行动。通过幸存者、信使、旅行家、路人、十字军等群体的传播,中世纪拉丁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全过程和对拉丁人生命、财产和精神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这场大屠杀具有全民参与的特征。拉丁作者从受害者的角度试图对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解释,认为这是拉丁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拜占庭人长期以来仇视情绪的结果。对照拜占庭文献,我们就会发现,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记述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拉丁史籍所塑造出的安德罗尼库斯与穆斯林相勾结、背叛基督教的形象,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这种带有偏见的记载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尤其是拉丁世界长期丑化拜占庭帝国心理因素的影响。     

罗马政治视域下的犹太人起义

从罗马政治统治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犹地亚犹太人起义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罗马行省之一的犹地亚地区,在整个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无特别之处,犹地亚犹太人起义只是罗马帝国众多起义中的一部分内容。从各地起义的破坏性来看,犹地亚犹太人起义的破坏程度并不能与同时期其他起义的破坏程度做出精确比较,它在罗马国家政治范畴中并无特别之处;从罗马对行省统治的流畅程度看,犹地亚地区的政治统治是罗马政治统治比较稳定的边疆地区之一。学术界之所以强调犹太人起义的特殊性,一是在于犹太民族留下的文字记录比较丰富,从而在"史料"上影响了后来历史书写者的"历史认识";二是由于犹太起义研究者往往基于犹太视角,忽略了犹地亚地区只是罗马国家的一部分,其政治范畴不能超越罗马"合约"这一基本事实。     

瓦西里二世996年新律译注

拜占庭帝国长存的原因之一在于对"规范"的重视。马其顿王朝作为帝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其原因亦复如是。该朝的土地立法活动作为国家规范的重要策略之一,不但调整了经济政策,缓和了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且规范了社会秩序。作为帝国最大的地产拥有者的教会和修道院,是帝国规制的重要对象。对此,马其顿王朝诸帝在土地立法中对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瓦西里二世所颁布的996年新律是该时期最后一份与此相关的新律。该新律对主教和都主教兼并建立在农庄的礼拜堂地产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体现了马其顿王朝一贯的政策——限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的无限扩张,确保小农地产的利益,最终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经过前期的积累,在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达到了顶峰。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德国认同。德国犹太人的这种国家认同既有重要的历史基础,也是现实的需要和客观环境压力的结果。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犹太教、犹太文化限定于宗教和文化的而非民族的层面,从而减少其与"德国国家认同"的冲突;二是强调犹太人与德国主流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紧密关系。犹太人的德国认同对其族群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太族群中发展出了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犹太复国主义;低估反犹主义的危害,以致对大规模地迫害、屠杀犹太人缺乏预见性等。     

罗马不列颠时期"撒克逊海岸"刍议

公元43年至410年,罗马人在不列颠岛设立不列颠尼亚行省进行统治,并在不列颠岛东南沿海及对岸特定地区构筑了一套史称"撒克逊海岸"的沿海防御体系。撒克逊海岸是罗马帝国在帝国西部展现其统治力量及海洋权力的重要标志之一,除具有军事防御的一般性功能外,还在帝国统一与分裂、集权与割据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对促进罗马不列颠的经济发展、保障帝国西部与不列颠进行跨海贸易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