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内部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一次是公元前500至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次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迹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一次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交战,属于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至前396年)亲历这次战争,写下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     

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强调,雅典的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其论断与他有关"五十年时期"的记载存在严重冲突。有关斯巴达对雅典和其他城邦政策的回顾,进一步表明斯巴达对外政策的好战特征。修昔底德的论断,因区分表面借口与深层原因,得到众多学者认可,而且契合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需要,因而广为流传。修昔底德用"崛起"和"恐惧"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诞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学理上,都更像是修昔底德为后代挖好的"陷阱",理当谨慎辨别,不宜不加批判地接受。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拜占庭帝国是修昔底德著作传承的重要时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事政治史学家善于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说词;而一些教会史学家在写作时也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历史写作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俗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价值取向。公元7—13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但随着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现象消失了。在这一时期,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面对西欧人的扩张,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学者有意识地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拜占庭帝国史学家恢复了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何元国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赫尔墨斯神像案”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城邦发生的重大事件——赫尔墨斯神像案。在案件真相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修氏将案件和由此案牵扯出的亚西比德渎神案置于雅典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作考察,表述了自己的认识。他的认识反映出从特殊(案件具体内容)到一般(案件性质的判断),又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过程。修氏对此两案的记载,表明史料能成为史家的证据,史实能被认识最终取决于史家独立的历史思维。这种史学思想的自主性是修氏史学理论的最深刻之处。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葬制度（1927—1949）

国葬是国家授予逝者的一种特殊荣典，具有追崇往者、激励来兹的重要功用。20世纪30年代，以“党国”政要谭延闿的逝世为契机，南京国民政府接连制订颁布了《国葬法》《国葬仪式》和《国葬先哲逝世日纪念典礼条例》,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规整的国葬制度。据统计，自1927年至1949年间，有23人及1个烈士群体被国民党政权颁令国葬。然而，由于时局政局动荡、政府力量薄弱等原因，大部分人徒具国葬之“名”而无国葬之“实”。应该说，国葬制度本身确有表彰逝者、激励国民为国贡献的潜在作用，但从社会舆论对国葬制度的评价反馈来看，宏大华丽的仪式场景大多只能显示政要们所享有的身后哀荣，实际上难以产生对国民党政权建构统治合法性及凝聚人心的政治仪式效果。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

由于史料局限,后人所了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是"修昔底德版"的。一般认为,1.23.6是修昔底德最主要的判断。尽管这一判断是深刻的,但并不是全面的总结。从其文本来看,即使把1.23.6解读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也只是当事方的主观判断,不是客观规律。修昔底德只是强调了自己认为的最重要原因。     

“三十年和约”还是“三十年休战协定”?

<正>公元前460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公元前446年秋斯巴达(Sparta)军进入麦加拉(Megara),继而进入阿提卡(Attica)。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在敌强大兵力的压力下采用贿赂的手段使之退兵。公元前446年-前445年冬,双方谈判并缔结了一个协议。修昔底德在文本1. 23. 4处最早提到了此协议,他说. 此协议亦出现在修昔底德文本下列章节中:1. 87. 6; 1. 115. 1; 2. 2. 1     

雅典首席将军考辨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 ,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 ,伯里克利曾连续 1 5年担任该职 ,控制着雅典政局。这是一个误解。首先 ,十将军初设时 ,并无首席将军之职。其次 ,虽然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的影响有所增强 ,但并无可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再次 ,伯里克利时期 ,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 ,而是非宪法因素所致。此外 ,首席将军一职设立与否 ,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

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重要且敏感的事件,但它们皆被修昔底德忽略。其中原因在于二者分别与修昔底德对大战"第一枪"的认定以及"最真正的原因"的分析形成矛盾。若将两次事件的史实加以恢复,则会导致读者重新审视修昔底德及其史著。     

梭伦改革的原因探析

梭伦改革的必然性是雅典贵族政治不能再继续下去。经济上,贵族政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贵族政治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上,贵族的腐败无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邦的实力,甚至危及城邦安全。雅典复杂交织的矛盾,在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氛围中催生出梭伦改革,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修昔底德选用史料方法刍议

修昔底德的史著以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要内容,涉及希腊世界主要城邦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海陆交通等方面丰富多样的史料。修昔底德按照自己处理史料的原则,对于战前史和战争史本身的史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战前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主要采用比较考异法和反溯法;对于当代史料的选用及考信方法主要采取实录法、辨异法、推测法、纠错法、隐微法等五种。修昔底德貌似如实直书的表象背后,隐含着名副其实的“修昔底德陷阱”。     

黎元洪国葬轶闻

辛亥武昌首义元勋、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于 1 92 8年 6月 3日在天津寓所病逝。时隔 7年之后的 1 93 5年 ,民国政府根据黎元洪的遗族黎绍基等人的呈请 ,决定于同年 1 1月 2 4日举行国葬典礼 ,并委派湖北省主席张群组建“黎前大总统国葬典礼办事处”。办事处干事为金巨堂、周君量。在葬礼举行的前数日 ,“黎前大总统国葬典礼办事处”在报纸上发表启事通告全国 ,并致函各界人士及外国驻汉领事 ,告知国葬举行的时间、地点、灵柩安葬处及注意事项等事宜。并决定国葬当日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一律下半旗致哀 ,各游艺场所停止娱乐一日。黎元洪的子女…     

试论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

修昔底德继承发展了古希腊史家的批判精神,确立了史料批判原则,并致力探求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说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历史的本质(人性)是不变的,人性诸要素(欲望、好斗性、情绪等)结合或冲突形成历史的现象。本质可以从具体的、变化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因此,修昔底德在《伯战史》中一方面详尽地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关事件;另一方面又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分析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为了深刻揭示历史事件背后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他充分发挥史家自主性,在叙史中对具体史实和演说辞进行建构,其历史书写体现出选择性和典型化叙事特点。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了古希腊人历史思维的巨大进步,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梭伦立法日期的新说法

历史上著名的梭伦立法的日期,史家们的传统说法是,在公元前五九四——五九三年,即梭伦担任希腊国家的执政官期间。其依据是,梭伦在担任第十三届执政官的这一年颁布施行了雅典的解负令。但是,近几十年来,有些史学家对梭伦立法的日期提出了质疑。去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拉斐尔·西利(Raphael Sealey),在西德《历     

评特米斯托克利的军事战略

特米斯托克利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大力发展雅典海军的战略决策,为雅典的强大乃至走向霸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他在希波战争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英明指挥萨拉米海战,成为希腊反败为胜的转折点,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军事范例;在希腊内部,他把战略目标对准斯巴达,积极营建港口城防,使雅典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和军事强国斯巴达相抗衡。特米斯托克利的这些军事战略对希腊历史影响深远,但他本人晚节不保,令后人深思。     

千古之谜——五个文明古国的神秘消失

阿特兰蒂斯王国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记载:公元前590年,雅典立法者梭伦访问了埃及。埃及祭司告诉他:“在遥远的过去,你们国土上居住着一个有史以来最聪明、最高贵的种族。你们不过是这个种族残存的后裔。由于那里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和大洪水,一天一夜的暴风雨,使这个骁勇的民族统统埋入地底。阿特兰蒂斯岛沉入海底,消失了。”这里所说的阿特兰蒂斯岛就是消失了的“大西洲”。阿特兰蒂斯是大西洲上的一个王国,于梭伦在世之前9000年,即距今约1.16万年前消失了,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黎元洪葬礼琐记

辛亥武昌首义元勋、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于1928年6月3日在天津寓所病逝。时隔7年之后的1935年,民国政府根据黎元洪的遗族黎绍基等人的呈请,决定于同年11月24日举行国葬典礼,并委派湖北省主席张群组建“黎前大总统国葬典礼办事处”。办事处干事为金巨堂、周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