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4篇文章。王光胜的《拉格什王表译注》所涉《拉格什王表》原见于古巴比伦泥板文书,是拉格什王书吏追溯当地大洪水后历史的重要文献,不仅列举了拉格什的历代统治者,而且叙述了农业发生的简要历程。该表之译注,对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有重要文献意义。陈飞的《同步王表译注》所涉《同步王表》是古代两河流域唯一同时     

《同步王表》译注

《同步王表》是古代两河流域唯一同时记载亚述与巴比伦两国国王名字的王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整理了目前已知的《同步王表》的所有文献,根据泥版照片及泥版残片将这些文献由阿卡德语译为中文,并对文本内容作了评注。     

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

早在亚述学建立初期,学者们通过对出土于两河流域遗址的星象学和天文学泥板文书的研究,发现了天文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晚期(公元前1700年)而兴盛于中、新和后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000年-前100年).从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626-前539年)开始,两河流域出土文献中的天象占星术的泥板开始增多.被亚述学者称为<当天神和恩利勒神>(为该系列文献的首句)系列泥板是由七十多块泥板组成的一部重要的天象经典.这是一部记录天象预兆国家祸福的天人感应的占星术书.它最后编纂的经典本是由塞琉古王朝时的巴比伦尼亚天象书吏们完成的.     

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与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年代学

近年来新出现的早期楔形文字文献提供了重新认识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历史的可能,包括对卢伽尔扎吉西在乌玛统治情况的研究。传统看法将乌玛地区出土的年月计时文书断代在卢伽尔扎吉西之后,并将年月计时法溯源至卢伽尔扎吉西早年对拉格什计时法的借用。但新证据表明,年月计时法是早王朝时期乌玛的传统计时法,而卢伽尔扎吉西时期的数字标记计时法也不能从拉格什寻找源头,而应该来自乌鲁克。根据这样的思路,纪年为"卢伽尔扎吉西为恩西第七年"的乌玛授田文书,其中的"王"当指当时的乌鲁克王恩沙库沙纳而非卢伽尔扎吉西本人。这样,此前研究对卢伽尔扎吉西存世资料,以及卢伽尔扎吉西和乌鲁卡基纳之间相对年代关系的判断需要重新考虑,整个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诸王之间的相对年代学也将因此需要重新整理。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两河流域出土了大批碑刻和泥板文书 ,同文献一道可以建立一个内在的相对年代体系。亚述地区的《名年官表》等文献是公元前一千纪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日蚀数据和文献材料 ,亚述名年官记录的日蚀日为公元前 763年 ;以此为基点 ,亚述历史年代可以直推至公元前 15世纪。天象预兆泥板提供了古巴比伦王朝第 10王的第 1— 8年的金星运行记录 ,参照现代天文学提供的金星运行史表 ,年代学者提出了“高年代体系” ,“中年代体系” ,“低年代体系” ,对其分析、推演表明中年代体系与历史文献提供的相对数值最为接近 ;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年序得以建立。公元前三千纪上半时期定义为“早王朝” ,并分为三期。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王表的历史解析

古代埃及的王表是王权作为社会与文化记忆核心内容的历史呈现。古代埃及的王表萌芽于早王朝时期,在古王国第五王朝时期粗具形态,至新王国时期已臻于成熟。新王国时期,军事帝国背景下的统治阶级的历史意识勃兴,王表在数量、规模、工艺等方面远胜从前,并通过传统的神话、仪式建构与祖先的"历史"联系,从而证明王权的合法承继与延续。除宗教与政治目的之外,王表也体现出客观记录的意图。都灵王表在文献载体、原始底本、抄写方式、结构安排、历史信息等方面与祭祀用途的王表明显有别,但是,都灵王表依然是宗教与王权观念的产物。作为展现王权历史信息的古代埃及王表,亦应以历史的方法解析其内涵和意义。     

苏美尔泥板文书中的谚语格言

<正>在两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出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其中的智慧文学更是世界古代文学中的奇葩。谚语格言是苏美尔智慧文学中一个重要分支,多数来自于民间的口头创造,少数来自一些被吟唱的经典作品。在广义的谚语格言集中,还包括少量的动物寓言。最早的苏美尔谚语格言集发现于阿布萨拉比(Abu-Salabikh)遗址(位于今伊拉克尼普尔古城西北)出土的一批早王朝时期的泥板文书中,其年代约     

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了解与研究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有了更多的接触,出版并翻译了几本关于两河流域及古巴比伦的历史著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学者蔡仪关于古巴比伦历史的专业研究论文,意味着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已开始与国际学界的接轨。     

不断更替的伊拉克文明

两河流域的文明史可谓是 一部外族不断入侵的历史。据考 古发掘证明,两河流域文明的最 早创立者是苏美尔人,但学术界基本一致认为,苏美尔人不是那里的原始居民。他们是大约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来到两河流域的凯什一带并逐渐占领了两河流域的南部,建立的国家。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了3篇文章。高文宝、吴宇虹合作的《宁乌尔塔神话——两河文明征服开发周围区的象征表达》通过梳理关于宁乌尔塔神的楔文泥板作品,指出了两河流域文明在与其周边地区文明冲突与交流中所发挥的中心辐射作用以及宁乌尔塔神的战神兼农神身份所具有的历史含义。何珵的《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一文考察伊索克拉底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就"领导权问题"     

奴隶劳动在两河流域家庭农业中的重要作用——以两件分家泥板文书为例

本文分析了乌尔第三王朝和古巴比伦时期的两件分家文书.文件表明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家庭生产资料中,奴隶作为动产的主要部分在家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家庭在生产劳动中大量使用男女奴隶劳动力,说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社会上的农业文明,古代两河流域社会是奴隶制社会.     

统一视角下的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研究——以《汉穆腊比法典》、书信和铭文为依据

经过30余年的外交斡旋和军事征服，古巴比伦国王汉穆腊比于公元前1755年重建了两河流域的统一王权，结束了该地区200余年的政治分裂局面。而文化传统、习俗和法律的多样性，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对新兴的巴比伦帝国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汉穆腊比法典》、铭文和书信等出土文献表明，他承继了两河流域原有的国家治理传统，以“王权神授”的理念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建立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的指导下，以法确立和维护巴比伦的社会秩序，保护其臣民的财产权利和生命安全。汉穆腊比以法治国的理念和举措，为考察古代两河流域国家的治理理念和传统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亚述学研究述略

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古代两河流域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世纪,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了。尽管希腊一些史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     

横栏山遗址和礼州遗址经济形态之比较

横栏山和礼州是安宁河流域的两处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材料证明,地理生态环境对这两个遗址的经济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除了分别代表安宁河流域不同时期的两种新石器文化外,还代表了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以初级农耕经济为主和以成熟农耕经济为主的两个阶段,同时也反映了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农耕经济形态的发展历程。     

失落的古巴比伦文明

这里是《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 这里是诺亚放飞和平鸽的地方。 但在这里鸽子很少衔来橄榄枝。 这便是的两河流域的伊拉克。 苏美尔肇造历史 这个早已消亡的两河流域文明现在被史学界公认为与古埃及、中国并称世界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事     

四川鸭子河流域商周时期遗址2011～2013年调查简报

2011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为完成《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规划》中既定的考古调查任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上游的鸭子河流域开展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共发现商周时期遗址17处,为了解鸭子河流域商周时期的遗存分布情况、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聚落形态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一部探求古代两河流域经济活动的拓荒之作——《古巴比伦时期不动产经济活动研究》述评

<正>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文明,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对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公元前539年8月,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王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两河流域文明走到历史尽头。今日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之上     

李长林致《古代文明》主编吴宇虹的信

宇虹教授： 您好! 惠寄的《古代文明》已妥收。承蒙不弃刊用拙稿《20世纪上半期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了解与研究》。多谢!     

清代保定古莲花池图概述

保定古莲花池是我国最古老的园林之一,清代曾先后多次绘制过古莲花池图,现存有四种,即乾隆二十五年《保定名胜图咏》、咸丰十一年重绘《莲池行宫十二景图》、光绪年间《古莲花池全景图》和光绪三十四年《慈禧行宫御苑全景图》,它们真实地记录了清代不同时期古莲花池的历史风貌,是研究、保护和修缮古莲池的重要历史资料。     

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

收养制度作为社会亲属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古代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由于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礼教不同,收养的目的、类型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河流域出土了大量属于古巴比伦人（Old-Babylonians）的收养契约,通过对这些契约以及《汉穆拉比法典》中有关收养条款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