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初期朝鲜国王内附问题考议

壬辰战争爆发后,朝鲜迅速溃败,国王决定"北渡"内附,并采取对内命世子权摄国事及设立分朝,对外向明请援等措施为内附做准备。明朝同意朝鲜国王有条件地内附。但在此过程中,情况发生一定变化,国王不得已放弃内附。国王的内附虽然没有实现,但其过程的展开仍对朝鲜政局及壬辰战局产生深远影响。梳理朝鲜内附的过程及明朝的应对,一方面可以发现明朝在对外交往中具备清晰的疆界观念,并予以恪守,这与近代殖民体系下的"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则说明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主流之外亦有一种看似亲密,而实则疏远的潜流。     

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并未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朝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朝鲜奉其事大主义,每年都如期向清朝遣节使进年贡和三节方物,且不定期向清王朝遣使谢恩、奏请、进贺、陈慰、陈奏、问安,同时进贡礼物。清政府也按例对朝鲜进行回赐与封赏,以示对藩属的优礼与体恤。这一时期,为应对时局变化和巩固对朝宗主国地位,清政府对维系形式和礼仪上的朝贡关系愈加重视,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中朝朝贡制度未衰而亡,甚至一度回光返照,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     

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从而加剧了其背清自立的离心倾向。由于中朝生隙,联盟解体,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一清政府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中朝两国一直遵循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友善交往。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发生,日本在兴师朝鲜的同时,又派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朝之战 ,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世界变化背景下中、日、朝关系 ,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 ,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本文从战争的视角 ,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 ,剖析诸多政治问题 ,并以此为枢纽 ,透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     

万国公法引入与明治初年的日朝关系

明治初年,万国公法成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指导思想,以万国公法为原则,日朝关系经历了从传统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变。其中,宫本小一的《朝鲜论》批驳了政府旧有的外交观念,要求重新在国际法秩序的基础上认识日朝关系,奠定了日本吞并朝鲜的理论基础。     

甲午战前中朝关系与朝鲜电报线的建设

由西方人发明的电报通信技术,在军事、政治领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19世纪后期,朝鲜国门洞开,日本及西方列强相继进入朝鲜半岛,使朝鲜局势变得日趋复杂。甲午战前,中朝依旧维持传统宗藩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深刻影响了当时朝鲜电报线的建设。中朝围绕朝鲜境内电报线建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朝方目的是争取电报通信自主权。中方则是为防止日、俄攫取朝鲜电报通信利权,维护自身在朝电报通信优势地位,以应对朝鲜局势。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中朝之间的东段边界,大约从渤海时起,至元朝初年约千余年,基本稳定在朝鲜成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朝建立后,元与高丽的东段边界南移至朝鲜铁岭一带。中朝边界北移改为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永乐、宣德朝的朝鲜籍“皇亲”与明鲜关系研究

明永乐、宣德两朝曾在朝鲜大肆选妃,因此造就了一批朝鲜籍的皇亲。然而,两朝皇亲在待遇上却截然不同。永乐朝的朝鲜籍皇亲得到了来自明王朝和朝鲜统治者的双重恩遇,并在客观上对巩固和发展明、鲜两国的宗藩关系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宣德朝的朝鲜籍皇亲却总体上遭遇了两国统治者的冷落,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力减弱。两朝皇亲在待遇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差异主要是由明初边疆形势的变化和明、鲜两国宗藩关系的发展造成的。     

论明末援朝抗倭之得失

1592-1598年中朝两国在联合御倭战争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明朝也因此国力大耗,辽东边防大坏,满族乘机起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致使明朝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终告灭亡。尽管如此,援朝抗倭的必要性应予以肯定,因为它不仅粉碎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明朝的罪恶企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关系。     

试论摄政王多尔衮的朝鲜政策

从顺治元年开始,摄政王多尔衮成为清朝主要决策者。由于战略形势的巨变,为了得到朝鲜的物资援助,多尔衮及时调整了朝鲜政策,使得清与朝鲜的关系由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开始向传统的宗藩关系转变。白顺治元年到顺治七年,虽然时间很短,但由于处于清王朝建立全国性统治的关键时刻,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承上启下,对清与朝鲜实现长期稳固的宗藩关系意义重大。除勇猛果敢、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史料记载多尔衮具有多重性格,在摄政初期顾全大局、治军较严,后期则独断专横、脾气急躁、耽于享乐,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政策也打上了多尔衮个人的鲜明烙印。本文主要从多尔衮摄政这一时期对皇太极制定的朝鲜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以及其个人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两个层面来阐述天聪年间至顺治初年的清廷对朝政策。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明初洪武年间的中朝关系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有明一代,这种友好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但是在明初洪武年间,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中朝(当时的朝鲜先称高丽,后才称朝鲜)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一段短暂的磨擦和曲折时间的。研究和探讨造成这种短暂磨擦和曲折的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中朝两国传统的友谊和发展我们今天“睦邻友好”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明初洪武年间,中朝两国之间短暂的磨擦和曲折关系,主要是因为北元和明朝对于高丽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