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纲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资治通鉴纲目》(简称《通鉴纲目》)被认为是朱熹改纂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的一部重要的史学作,据《高丽史》的记载,《通鉴纲目》当在13世纪末、14世纪前半期高丽朝末期已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到朝鲜王朝时期,又通过燕行使臣大量传入。     

《高丽史》版本源流与编纂体例考

《高丽史》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记载10-14世纪高丽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纪传体史书,其历经五次修纂,先后有甲寅字本、乙亥字本和木刻本以及手抄本,但存世不多,流传不广。现存最早的《高丽史》版本,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乙亥字铜铸字本,然已残缺不全。其所藏太白山史库本等和韩国东亚大学收藏的《高丽史》,则是以乙亥字本为蓝本雕版印刷的木刻本,并非活字本,但为现存较早的全本和善本。英国剑桥大学收藏的《高丽史》是流布海外抄本中唯一的全本。     

试析中国青瓷制瓷技艺影响下高丽青瓷的发展与传播

一直以来,高丽青瓷的研究备受中国学界关注。在中韩陶瓷交流史的研究中,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本研究将以朝鲜官方史料《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及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等朝鲜文人文集及科学实验数据为中心,辅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中、日方文献,探讨中国青瓷制瓷技艺对高丽青瓷的影响及高丽青瓷的发展与传播。     

韩国蒙元史研究概述

蒙元时代可以说是最具世界性及种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由于蒙元时代历史和世界历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所以,目前许多国家学者都从事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历史研究。对韩国学者来说,蒙元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韩国先人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遗产中保存了不少有关这一代的史籍,例如,《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另外还有,《益斋乱藁》、《拙藁千百》、《圆鉴录》等高丽末年一些官僚文人僧侣的文集,以及《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龙飞御天歌》、《东文选》、《东国兵鉴》等典籍和族谱、…     

最早由闽人撰写的高丽志书——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高丽,即今朝鲜的古称,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相邻,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中国素有友好往来关系的文明古国。高丽与我国邦交渊远流长,在中国的史书中,有关记载史不绝书。《魏书》、《隋书》、新旧《唐书》中分别都有《高句丽传》和《高丽传》。以历史专著而言,最早由中国人编写的高丽志书《新唐书&;#183;艺文志》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考——以《箕雅》为中心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自家族伊始便是朝鲜半岛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尤其是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盛极,文人辈出,大放异彩,有九人诗作入选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箕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笔者以《箕雅》为中心,对其文学世家略作考述,并对其文运昌盛的原因初作探究。     

《史记》《汉书》的东夷王者观

这篇论文,作为批判中国正史东夷传记事史料的第一步,整理了《史记&;#183;朝鲜传》、《汉书&;#183;地理志》、《汉书&;#183;王莽传》的朝鲜观、朝鲜王者观。作为中国正史朝鲜关系记事的发端的《史记&;#183;朝鲜传》其史料价值从来都被人们所重视。可是,其记述是以汉武帝出兵朝鲜为中心,对朝鲜的历史几乎没有表示关系。而且,其东夷王者观是理念化的,中国亡命者都变成其地的王者,并在统治东夷诸族的同时,作为藩属的王而服从于汉王朝。在《汉书》里,朝鲜观及其王者观是多样化的,但与《史记》一样也是理念化的,未客观地描述实际情况。《汉书&;#183;朝鲜传》几乎原封不动地借用了《史记》的记事,在《地理志》郡县条分注里,把箕子、卫氏两朝鲜国,异民族的真番、朝鲜、高句丽诸国安置于乐浪郡、辽东郡、玄菟郡,设定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朝鲜国。在《地理志》分区条里认为,包括朝鲜国在内的东夷诸民族是顺从的,他们之所以彬彬有礼,是因为遵守了箕子之教,由于中国人亡命者变为王者并进行了教化,因而出现了理想化的境地。在这里,可以说找到了朝鲜王者的理想像。与之相反的东夷王者观在《王莽传》中可以看到,王莽把高句丽侯驺认定为异民族的王者,将其抹杀是皇帝的任务。《史记》《汉书》的朝鲜观和东夷王者观不是从客观的史实产生出来的,其记事的史料价值也并不那么高,但给予后世正史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明朝对藩属国颁历授时,是其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体现。明朝对高丽/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初年才形成定制。朝鲜使者每年岁末兼行奉咨请历,明廷赐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由使者赍回。若不及领取,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王朝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自印小历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有时,所造之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朝鲜王朝谨防此违制之举被发现,常审慎对待明使。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王朝具有权威地位,李氏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修订本国历注。入清以后,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语境中,明朝颁历之举还体现出深远的后续影响。     

多视角观察: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新变化

正有元一代,元朝与高丽由于特殊的"甥舅之国"关系,两国人员往来紧密。以往学界关于元丽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层面(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高华在讨论元代文化史时,提到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认为元朝与高丽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乌云高娃提出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时期,元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密切(《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简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高丽忠烈王及其随行人员在元朝的活动

高丽忠烈王时期,元朝与高丽关系非常密切。忠烈王以世子、国王身份多次入元朝。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入质元朝期间,其随行人员郑仁卿、金汝盂等,为促成高丽世子与元朝公主联姻而奔波,在高丽王室与元朝公主政治联姻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高丽元宗被废、高丽助征日本、忠宣王与公主感情不和等问题的处理意见方面,忠烈王随行人员的态度和建议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忠烈王与元朝的政治交涉过程中,其随行人员有提出合理建议而被嘉奖者,也有进谗言离间忠烈王父子关系而被处死或被流放者。可以说,忠烈王的随行人员在元丽政治、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史·高丽传》史源考

《宋史.高丽传》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宋代历朝《国史.高丽传》和新、旧《五代史.高丽传》以及《五代会要》、《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宋人文献,并沿袭了这些史料中的不少讹误。     

元仁宗答里麻失里皇后小考

<正>谈到出身高丽的元代皇后,一般人会立刻想到元顺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其实,元仁宗也有一位高丽皇后——答里麻失里皇后。答里麻失里皇后之名,见《元史》卷一○六《后妃表》。据《高丽史》卷一○四《金周鼎附金深传》,她本姓金,高丽显宦金周鼎孙女。父金深,"元授高丽都元帅,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李兴佑使宋与丽宋使者往来规模及特点

<正>一、李兴佑及其使宋史料考辩关于李兴佑使宋的史料,中韩两方面共有七条,分别来自《宋史·太祖本纪》、《宋史·高丽传》、《高丽史》、《宋史全文》、《玉海》、《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其内容简繁不一,但大体相同,可见李兴佑实有其人,使宋之行确有其事。其具体史料如下:《高丽史·卷二》:"冬,遣广平侍郎李兴佑等如宋贡方物。"     

《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攻占朝鲜王宫并扶植傀儡政权,进而迫使朝鲜废除对华三章程,以及单方面终结对华关系,直到对中国开战后又迫使朝鲜成为其"攻守同盟",使得甲午战争实际上进一步升级为东亚范围的战争。到平壤战役及黄海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放弃了击退日军并恢复与朝鲜传统朝贡关系的战争目标,保卫本国领土遂成为清政府唯一的战争目标。到马关议和期间,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已然成为中日双方条约草案中唯一取得共识的内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朝三国关系变化的上述结果,以及导致清政府战争目标变化的军事进展结果,遂通过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成为在近代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法律事实。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的编纂与中国实录传统的影响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是朝鲜王朝前期纂修的一部实录,凡163卷,其纂修经文宗和端宗两朝,历时两年。《世宗实录》的编纂与朝鲜王朝初期文武两班大臣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癸酉靖难"中,武臣总裁金宗瑞等被杀,最终由文臣郑麟趾总裁完成。在体裁上,它承袭了中国古代实录"编年附传"的特点;在体例上,却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世宗实录》中所附"四志"乃最重要的变化和体现。透过《世宗实录》的研究,可以深入认识《朝鲜王朝实录》对于中国古代实录编纂特点的继承与改变,进而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对朝鲜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