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认同

正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基层管理制度了。传统中国的历代王朝,最为重视的是对基层赋役制度的设计,并围绕赋役的征收,设计相应的社会管控体系。就笔者比较熟悉的明清时期而言,明初朱元璋设计的里甲制度,就是集赋役征收和基层管控为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可以说,赋役能否顺利征收,体现了王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往往王朝强盛,基层社会的赋役征收也比较畅通,王朝衰落,则基层社会赋役征收不畅,基层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     

宋代乡村的民间力量与社会秩序

地方政治相对于中央政治而言,是历代王朝政治的组成部分。地方政治的变迁既受制于中央王朝政治,同时也对中央王朝政治的方方面面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它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上承王朝政令,下理社会秩序,可以说地方政治优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进步,更关系到王朝的兴衰。而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各种新兴阶层相继的出现和发展,此后各代的社会生活在宋代都可以看到一些缩影。表现在宋代农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博弈,并且在博弈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     

宋代乡村的民间力量与社会秩序

地方政治相对于中央政治而言,是历代王朝政治的组成部分。地方政治的变迁既受制于中央王朝政治,同时也对中央王朝政治的方方面面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它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上承王朝政令,下理社会秩序,可以说地方政治优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进步,更关系到王朝的兴衰。而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各种新兴阶层相继的出现和发展,此后各代的社会生活在宋代都可以看到一些缩影。表现在宋代农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博弈,并且在博弈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北宋台谏制度下的士人

北宋士人多集学者、文士、官僚身份于一体,他们在北宋文官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内核。北宋以"台谏合流"为新特征的台谏制度,在其选任要求、职能规范等方面都对士人的意识、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构建下,他们品性秉直、开启了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兼具自我正义化心理,形成了复杂的品性心态。     

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的武陵地区是古代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该地的社会治理对整个土司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社会治理的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王朝国家权力相关的制度体系;一是与土司地方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组织系统。王朝任命的各级土司与土司的佐贰官共同构成了土司地区一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土司、宗族大姓首领身份合二为一,土司制度和宗族制度对接,构成对民众日常生活控制的基础;地方神灵、国家信仰等,在身份认同及价值观念上向土司地区注入了王朝国家的背景,从而达到整合与教化民众的目的。可见,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变化是在王朝权力干预下完成的。因此,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也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蔡元培早年反清革命活动探析(1902-1905)

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后,他感于清廷昏聩,由京畿中枢远走江浙地方,积极投身新式教育,培养进步知识分子。拒俄运动中,他因受上海的激烈氛围影响,转而领导反清革命。他以中国教育会为枢纽,网罗各种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活动,一时间成为清末革命浪潮里的中心人物。同时,作为传统科考制度中的成功典范,他的革命行止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士人"烙印。短短几年间,蔡元培从晚清翰林转变为革命领袖,又由革命者回归职业教育家,这大起大落的身份转型,既归因于蔡元培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清末数年间所经历的深刻变化。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场制度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垄断者,居于中国四民社会之首.科举制度停废,意味着其原有流动渠道不再畅通,从而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部门.士人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     

清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们在建国初颁行了一系列政令,这些政令对于刚刚经历了明末战乱的清初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本文从圈地令、迁海令到赋役政策的转变和屯垦移民政策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清初的一些政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果。这些政策措施的弊端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长远的恶劣影响足以让后人引以为鉴。     

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

"丁中制"起源之初,不仅以赋役征派对象的身高、年龄、健康状况等自然身份作为依据,而且受到社会身份爵位的影响。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对编户民年龄的掌握,二十等爵制的废弛,年龄逐渐成为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秦汉早期"丁中制"在简牍户籍中表现为户籍身份与赋役注记的结合,户籍身份"小"、"大"等与赋役征派只是大致对应而未重合,户籍身份本身并不意味着赋役义务。三国时期,实际赋役征派急剧变动,形成中的年龄分层与轻重赋役义务相结合,催生了丁中身份,为西晋创设丁中老小之制提供了条件。     

清前期里甲赋役改革——以湖南废甲编区为切入点的考察

清初,在亟需革除私派、足额征收的背景之下,湖南省内以湘乡、衡山为首的数县相继推行了循区编都、废甲编区的里甲赋役改革,摸索出建立在土地清丈册基础上更具地缘色彩的赋役区划,并在实际落实中通过清丈不断调整赋役秩序,使赋役区划日益实体化与政区化,对湖南地方基层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衡山县改革最为彻底和成功,其打破了传统里甲赋役征派规制,制定并坚持就地编区、按田问人、粮不过区的原则。此外,湘乡、衡阳、祁阳、益阳的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均田均役的影响,经历了曲折的调试过程。受各县地方官员执政能力和具体赋役实况的影响,清初湖南各县的赋役改革方式和结果不尽相同,展现了这一时期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     

清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们在建国初颁行了一系列政令,这些政令对于刚刚经历了明末战乱的清初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本文从圈地令、迁海令到赋役政策的转变和屯垦移民政策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清初的一些政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果。这些政策措施的弊端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长远的恶劣影响足以让后人引以为鉴。     

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

从秦朝开始,潮州地区就与整个岭南地区一起,归属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但是,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契合,却经历了长期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宋元之际和明末清初的变化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山国王和双忠公是在潮州乡村庙宇中最经常见到的两个神祗。这两个神明信仰的形成及其象征意义的转换,与潮州地区数百年来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契合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以古代东北亚地区为中心

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分为"内圈"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外圈"周边朝贡国的朝贡制度,二者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属性。从东北亚地区朝贡制度的角度出发,对两种朝贡体系进行历时性和全景式的考察,二者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否被纳入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是羁縻建置的君臣身份还是具有独立性的藩属国身份"、"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以及"是发展为民族地区建置还是被条约体系所取代"等四个方面,是区别中国古代王朝朝贡制度"内圈"与"外圈"的核心标准。     

近十年来金代汉族士人研究述评

金 ( 1 1 1 5— 1 2 34)是 1 2世纪初由女真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女真人从金太祖阿骨打开始 ,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 ,并与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 ,从而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地域广阔 ,经济发展 ,民族融合 ,社会进步的强大政权。金王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汉族士人对促成金王朝的兴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汉族士人与金王朝的关系对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汉族士人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具有典型意义。对金代汉族士人的研究 ,可以上溯到金朝末年 ,至于取得重大进展则…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

晚明士人中盛行和具有文化修养的妓女交往。这种现象以娼妓制度存在为基础 ,但比前代更为普遍 ,并与士人集会风气相结合。这类行为与当时国家典制相矛盾 ,反映了法典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其形成与经典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心学的影响、明代儒生的文士化、以及明末政局造成的士人失意与狂放心态都有相当的关联。其于女性文学在晚明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徽州民间留存的合同文书,记录了明清赋役史的关键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掌握赋役册籍的里书职役在地方社会的更替情况以及鱼鳞册交易并逐步私册化的过程,通常为传世文献所不载,或语焉不详。透过这些赋役合同可以发现,里书人选存在着由一个大型宗族垄断或若干个小型宗族轮流承担的现象,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交易、税粮推收具有重要影响。万历清丈后编修的鱼鳞册,在官府和民众的推动下成为私册,甚至发生流转,往往被地方宗族势力保管、控制,并在清初的土地清丈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细节表明,在宗族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重要职役的世袭、赋役册籍的私册化与土地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有机的互动。